我的理由有如下三条：
一、数量有别。范仲淹为北宋一代名臣，一生事业在于革新朝政和镇守西北。诗词文章不过余事。一生存词只有五首，豪放词仅有一篇《渔家傲·秋思》。尽管也是千秋绝调，数量太少，远远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体系。
苏轼就不同了。一生以文为业，主攻就是文学这一块。光诗就写了2700多首，词只有300多篇。可见苏轼与当时文人，都是以诗为主业，词为小道。300多首词里，又绝大部分都是婉约一派，真正算得上豪放风格的，只有30首左右，约占到全部词的十分之一。这个数量已经足够构建出自己的豪放世界，形成独具一格的苏氏风貌。
文学作品能不能有影响，影响有多大，与必要的体量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上，范仲淹已经输了。
二、对词疆土的开拓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创作动机上，范仲淹写出《渔家傲》，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十分偶然。主要与他主政西北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驻守边关的异域体验，很自然能引起人内心的波动，说写也就写了。写了也就完了。故他虽有丰富的军旅经历，只是在很有感而发的情况下才写了一首。一鳞半爪，蜻蜓点水。
苏轼却不一样。尽管也大量创作婉约词，主动寻求并尝试另外的类型是他更想做的事。他是有意识求新求变的。
南宋文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的这个段子，很能说明这一点：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残风晓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的词与主流不同，十分满意。更早些时候，在具有豪放标志的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序里，苏轼更明确地表示：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正是苏轼对创新的不断追求，豪放一派得以在他手上拉起一面旗子，并成就了第一个高峰。无论对于题材、内容，思想、意象，还是词境与表达，苏轼都进行了革新，并创作了一系列极具艺术影响力的作品。
《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些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标志性的作品，远不是范仲淹一首词能产生的能量。
三、文坛地位的差别。范仲淹的边塞词的确刮起了让人为之一爽的新风，却并没有泛起多少涟漪。反倒让小自己十几岁的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可见时人并没有认为范仲淹做了一次不一样的填词行为。
苏轼的豪放词则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引起极大的反响。苏门弟子晁无咎当时就对苏轼的新词有这样的评论：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稍后南宋的王灼，又在诗论名著《碧鸡漫志》中力抬苏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境笑春，不顾侪辈。这样的段位，范仲淹怎么比？
说到底，范仲淹为名臣，苏轼为文坛领袖。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哪个会激起更大的浪花，更为时人、世人瞩目？再看王安石如何评价苏轼就知道了：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综合以上三点，足可说明，虽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豪放在先，但却是苏轼开创了豪放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