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人民对户籍制度的理解并不趋同,但每个国家都会用不同的户籍政策去影响本国居民的社会生活。今天,我们的大城市抢人战早已在悄无声息间上演。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由严加管控逐步走向轻省宽松。古代户籍制度又是怎样演变的呢?快来和瓷儿一起瞧瞧吧!
贵州巡抚下发的“良户”户证
一、中国的户籍政策和当下的落户红利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户籍制度是政府为了充分为国内居民提供服务和维持管理而设定的一种社会界限——但户籍制度的作用仍旧值得我们更加详细地去了解。户籍,是指登记居民户口的簿册;而制度,则是一种既抽象又含义广泛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户籍制度,从各样的时代去分析户籍制度的意义,是我们充分理解户籍制度的前提条件。
从宽泛意义上来讲,户籍制度指的是:“户口持有人与管理者默认约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中,牵扯了一套复杂的、与之搭配的经济、法律制度和财产制度,其中包括国家利用户籍制度管理人口流动、人民根据户籍制度享有地方福利政策等等课题。总而言之,合理的运用与施行户籍制度,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有所裨益的。
葛大爷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只有在国家的管理和调配之下,个人才能够实现对户籍优势的充分享有权。如今中国盛行的各大城市的抢人浪潮,则是对户籍制度利好的最佳诠释。每一位符合规定的人才决定在某一座城市落户,其选择标准大多受到了政府提供的补贴买房、补贴创业等优惠福利政策的综合影响。这些享受到优待的年轻人更像是“走了捷径”一样:在笑纳了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长足优势之后,就将这些优待政策发挥到了极致,以便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出铺垫。
比如驰名中外的中国金融业之都、国家高新科技产业最为集中的城市——鹏城深圳。在最近几年内都以其“下血本”的落户优待政策,而屡屡见报于各大媒体。几大传统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也统统放弃了过去的保守主义“落户壁垒”。转而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去拥抱涌向他们的各样人才。“房补”、“车补”成了大城市吸引人才的第一手好棋,“创业基金”、“科研基金”也是城市在互争雄长间频频出手的“绝招和压轴戏”。
充满诱惑的橄榄枝——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
二、古代中国的户籍政策变革
说完了当代中国的户籍政策,我们便可以将目光退回到夏商时代去。我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户籍制度的雏型存在。《禹贡》记载“禹平水土,还为九州”。大禹将天下划为九州,这里的“九州”,既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又是一种方便统计人口的户籍区划。中国的户口统计史在此可以视之为发端。上古时代的中国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但是在每个文化圈为核心的部落集体中都有着有关原始“户口”的记载。
根据甲骨文资料考证,商朝时,领袖们为了方便临时征兵和分派劳役,纷纷在其统治区域内下令纳民入户,要求居民进行登记,登记过后的民户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优待和保护。那时做过登记的民众有“登人”或“登众”之称。《尚书·多士》篇中曾讲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殷商一代很早就有了勘定国务、制定典章制度的传统,我们国家的登记落户政策便从此展开了。
记录殷商时代历史的甲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时间细数到周代和春秋,此代的户籍制度比起前代来又有进步。周时出现了专门统计户口的官职——“司民”,主要职责是:根据年龄、性别、地缘等进行人口登记。那时,人们统一将同出一祖的民户称为“亲人”。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称亲人一词的原始意义——即单纯称呼同一“户口本”上的人。
秦时,经过献公一朝的户籍改革,秦取消了自周代延续下来的“国”与“野”的分界。在秦王统辖下的民众一律被编入“伍”,由此方便实行对民众的统一管理。商鞅变法时,为秦国国民增设了“户居”和“名籍”制度,主要是为了增强对民众的实际控制(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等方面)。待到汉时,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了政治体制中的常设内容。“编户齐民”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大大地增强了国家对地方郡县的控制力。国家的权力触手至此才真正由中央触及到了下层地方。
商鞅在朝堂之上力主变法
两晋时代,中国的户籍格式更加呈现出多样化、分类化的趋势。在内容方面,更是出现了“律、令、格、式”等多种法律形式。由于战乱和王朝分立,地方豪强便常常通过隐没人口来躲避政府的筛查。被统治者精心设计的、延续了很久的传统户籍制度在此期间逐渐走向衰败。北朝末期,在逐鹿中原的各王朝中终于出现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政队伍。隋朝的建立昭示着动荡与混乱的结束,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设立也意味着中国的户籍制度即将在传统的基础上作出全新的改变。
忻州九原岗保存下来的的北朝壁画
隋朝推行的是一种名叫“保闾族里制”的户籍制度,即利用政策规定,致使官方层层管控民众、促使民众相互监督的全新机制。有唐一代,《唐律疏议》规定将“户籍与田籍合二为一”:民众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的承袭者,同时又扮演着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唐朝将土地与户口结合在一起,更加深了广大地主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唐朝后期昭著史册的藩镇割据,便有着与此相连的深刻政策根源。
但是这种分地给耕的分配制度,也是推动唐朝不断走向鼎盛的一种重要经济根源。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力和劳动力均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的条件下,将田户合一更方便土地使用者增强对生产的管控和调试,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需要土地去糊口的农人们如若肯“稍费心思”,便能生产出大有价值的额外产品。此外,该政策还较好的平衡了穷人们对土地占有的殊异,在部分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均衡发展。
唐代的城镇、寺院户口管理图
宋代的统治者为了保证税赋傜役的征派,采取将税收与百姓占地数量划等号的政策。在王安石变法的实施过程中,其所采用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亦透露出一股要“均贫富”的崇高理想。这种做法不仅仅触及了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享用已久的权力基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税收来源,因此在实行不久后便宣告废除。
明清时期,在中央集权的趋势愈发严苛的情态下,明太祖朱元璋因时制宜,在施政期间着力推行了“户贴制度”,初步建立起了今日现代户口本的雏型。清代统治者则根据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按照地域、民族、岁入等条件,分派给各地的贡税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雍正时代的摊丁入亩,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最后一次重要变革。清政府将历代沿袭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标志着我国传统土地户口关系的最终成型。同样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人头税的废除,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和了老百姓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压力,这是需要我们称道的。
清朝末期——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依旧困顿
文史君说: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经历过从夏商时代到明清时期的转变,已经由初具雏形到慢慢成熟。大家可以从文章中看出,户籍制度的出现与演变经历了相当之久的历程。在我国的历史上,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统治者方便治理社会、维持稳定的重要手段而出现的。反观今日中国的户籍制度,比过去更多了一些人性化的味道:“从较为封闭的设限,走向今日有条件的鼓励流动;从为方便管理,到今日对人才的奖掖扶持”,教人不得不感慨世事的风云变迁。在时代的洪流下,今后我们的人才又会流向何处去呢?
参考文献:
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经济学家》,第四期
王飞:《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