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6 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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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后期的理论才注重人格结构。这个理论把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的动物性，具有生物能量，跟身体关系比较密切，是心理的动力。我们把这种动力称为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部分是最早形成的，在胎儿时就出现了，一出生就具备。自我是人跟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从原先的本我分化、发展而成。自我是个体应对环境的人格部分，其主要功能是环境适应。
如果把精神分析理论跟普通心理学作个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对应关系。普通心理学把人的心理活动分成两大块，即心理过程和人格。知、情、意，叫心理过程。人格又分为人格倾向和人格特征。需要和动机组成人格倾向；能力、气质和性格则构成人格特征。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我，相当于人格倾向，即需要与动机。心理过程，即知情意，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我。知情意是个体为了满足本我的需要，而指向外界的心理过程。
超我，弗洛伊德认为是父母带给孩子的，要求孩子遵守的一些规则。父母的这些规则，又是社会设定的，是社会规范的内化。
本我、自我、超我，可以这样表达：分别是人身上的动物性、人性、神性。或者说是人的三个层面：生理、心理、社会。也可以这样比喻：孩子、成人、父母。再形象一点，可以把本我比喻为猪八戒，“本能”比较强，偷懒、贪吃、好色；超我就是唐僧，全是清规戒律，不食人间烟火；自我就是孙悟空，既要满足猪八戒的欲望，又不能违反唐僧的规条，还要对付西天路上的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没一些“本事”根本不行。
人格的三个部分作用各不相同，相互间时有冲突。一个人肚子饿了，想吃饭，看见别人在吃东西，想过去抢夺而来。这就是本我。超我却说，不能这样做，这是别人的东西。两者冲突了，各不相让。这时，自我出来协调，它既要让本我吃到东西，又要让超我满意。怎么办？就是用钱买食物。这样，两者都得到满足了，不再冲突。这是自我的功能，就是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关系。
本我
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本我，当时的理论与案例基本上都以本我为着眼点。本我是个体生存与生活的动力，所以，我们平时学精神分析理论时，说它是心理动力学，就是这个意思。心理动力学理论强调心理动力的来源，即精神分析所说的本能。本能分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打个比方，本我是汽车的发动机，而汽车的其他部分，包括方向盘、轮子等等，都是自我，而超我则是交通规则。
本我是无意识的，它的运行方式也是无意识的，遵守无意识的“规则”，这些规则概括起来就是快乐原则，就是怎么快乐就怎么来着。通俗地说，就是趋乐避苦，这是心理的动力特征。
自我
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本我，到了后期则注重研究自我。他发现自我其实也很重要。按照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一个人的心理障碍是由小时候的创伤引起的。可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创伤，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成人后出现心理障碍，大多数人则不会。因为他们的自我比较强大，有自我保护着，所以心理创伤也不会引起心理障碍。就是这个原因，弗洛伊德后来改为研究自我。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根据现实原则来限制本我的需要与冲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叫做延时满足。本我要求即时满足，而自我则会要求本我延时满足。可以这么说，自我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机制，其核心就是延时满足，因为就人的生活环境与社会适应而言，很多需要只有延时才能满足。即时满足是孩子式的需要满足方式，而成人则会延时满足，这是社会适应与现实妥协的行为方式。能做到延时满足的，往往提示自我比较成熟。延时满足顾及社会规范，而即时满足则是服从于本我的“意志”。既满足又延时，很考验自我的“能耐”，所以说延时满足提示自我成熟。经它协调，既满足本我需要，又符合社会规范，双方才不至于冲突。
在需要满足的过程中，本我与自我的行事“逻辑”不一样。本我遵循非理性的“逻辑”，由“原始思维”支配，弗洛伊德称之为“初级过程”。所谓“初级”就是指未曾加工的，无逻辑可言的，概括地说，就是凭着无意识的“逻辑”行事——象征、转换、不可言说。
自我的逻辑，就是人类思维活动的逻辑，就是用逻辑思维思考、分析、评估各种要素，然后以问题解决的思维方式去策划、组织、指导行为的展开。
自我与逻辑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也可以变成无意识，条件是习惯化。也就是说，逻辑思维与自我活动习惯化后可以成为无意识。譬如有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还有一些科学家在创造发明过程中，他的逻辑思维常会处于无意识状态，过程中不会有意识的觉知活动。头脑一开动，灵感即如泉涌，是个自动化过程，无需意识参与。
电脑科技发展早期，很多人研究科学家的思维活动方式，希望弄清相关机制后，模仿而编制成电脑程序。可是，一研究却发现，科学家在科学创造发明过程中其实是没有逻辑思维参与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头脑用力去想，而是一些“想法”从头脑中自动蹦出来的。
跟本我的初级过程不同，自我的这套思维方式，被弗洛伊德称为“次级过程”，就是说它是经过意识加工的。像很多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属于次级过程。本我的行事方式是即时满足，并且又是借助于象征与转换的“思维”方式，所以很少有心理防御机制出现，更多的是见诸行动。也就是说，它的一些“想法”和冲动，会直接通过行为表达出来。其实这也是精神分析评估心理状况的一个入口，或者说一种借助行为观察心理的方法。
个体内心心理活动有几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躯体化。有些疑病症病人、心身障碍病人，就有躯体化表现。心理有障碍，却让身体难受，有心慌的，有头晕的，有胸闷的，也有尿急的。这些都是躯体化，心理有病表现为躯体病症。这些人的外部躯体表现就是由本我支配的，属于“本我型”个体。除了躯体化，另一种就是见诸行动，也叫行动化，就是一有什么想法，拦不住，会马上说出来，或者直接做出来。比如说，在听课时，一个人突然想起什么事，就不顾别人在讲什么跑了出去。场内的人会感到很奇怪：干吗要跑出去？还有一些人，一生气就拍桌子、甩门。从应对机制上说，行动化比躯体化要高级。第三种是情绪化，内心的状态、冲动会通过情绪直接表达，喜怒形于色，沉着脸、皱眉头、生闷气、发脾气，等等都是。比情绪化更高级的是言语化，就是通过言语表达内心的不爽、难受、生气，甚至愤怒。第五种是最高级的，叫意识化。它不像上述四种那样表达出来，而是借助于内部言语去思考，明白了怎么回事，看清了怎么个道理。
人格障碍病人行动化比较多，神经症病人则情绪化比较多，相对稍为高级。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让人成长。成长过程就是从躯体化到行动化到情绪化到言语化，最后是意识化。精神分析过程，就是借助言语进行表达的，病人在自由联系过程中用言语表达内心的心理状况，说出来，释放掉，意识化，然后就成熟了，成长了。
弗洛伊德说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快乐的会去接受，痛苦的则会回避。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超越了快乐与痛苦，可能忍受痛苦、克制享乐。这说明，跟本我相比，自我是反着来的。但自我在组织这些心理活动与心理内容时，又有两条行为准则：安全和快乐。符合内心需要的，能带来快乐的可进入自我，痛苦的则加以回避。这是一种防御功能。这一防御功能的存在会造成现实生活与心理活动的脱节。脱节后，心理活动可能更加不现实。
现实原则本来是为个体在现实活动中的社会适应服务的，后来反而让个体变得不现实。而本我则永远是现实的：活在当下，跟环境密切相关。外面怎么变，他也马上变，不会延时。因为延时意味着不协调，有冲突。所以说，相比之下，本我更加现实，而自我则提供幻相，建立防御机制，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这样的论述似乎跟上面的说法相矛盾，所以少有人去研究。
现在很多心理学理论强调当下、真我。其实，所谓当下、真我，都是向本我的回归，按本我的原则行为。这是因为自我发展出来之后，到了现在有点过头了。自我本来是帮助本我实现它的愿望的，但自我发展得太发达，自有一套内容与规则出来，反过来妨碍、约束了本我的愿望满足，已经走向反面，有违原先宗旨。所以，为了达成本我愿望的满足，有时需要去掉自我的约束。
在客体关系理论中，会提到一个概念，叫“假自我”，也有称“假自体”的。就是说，个体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自我会“制造”出一些东西，专门用来应对环境。我们把这个部分称为假自我。说它假，是因为它不是本来那个纯真的自我，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自我被制造出来后，本来是为了保护与满足本我的，可是制造得太“完美”，适应太好，结果却压抑了本我。正因为这个原因，假自我会导致个体心理障碍。罗杰斯把自我分成现实我、理想我。现实我相当于本我，理想我相当于自我。个体若想更好地适应社会，就要有个理想的自我状态。这个理想我本来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的，但有时太过理想，反而脱离社会，此时，理想我与现实我脱节，甚至发生冲突。冲突时，个体会用理想我去压抑现实我。最后导致自我迷失，出现自我异化，甚至出现心理障碍。
因此，现在有种趋势，主张适度回归本我。
超我
再一个是超我。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由两个部分构成：良心和自我理想。这两个部分的区别比较明显。良心是惩罚性的。小时候，做错了事，家长会惩罚，惩罚遵循的规则内化而成良心。良心形成以后，如果做错了事，做了有背良心的事，会内疚自责，甚至自我惩罚。自我理想则是奖赏性的。有了理想，就要去实现。如果理想实现了，就会开心快乐，得到自我奖赏。这两个部分演化出两种情感：罪感和耻感。行事有背良心，内疚而觉得自己有罪，就是罪感。行为未达到理想的结果，自我理想没有实现，会感到羞愧，就是耻感。弗洛伊德对罪感有许多研究，对耻感少有研究，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跟基督教的原罪说有关。西方人的罪感比较强。因为有罪感存在，许多事不会去做，否则会遭天遣，会自动遵守人际关系准则，凭良心做人。如果不是这样，会自我谴责。
西方有许多抑郁症病人，他们罪感很强，说自己有罪，非常的苦闷不开心。耻感则不一样，很多情况下，耻感是通过别人的“监督”达成的。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事，没有被人发现，不会觉得内疚，被人发现了，则会疚愧，觉得丢脸，有耻感。我们东方人耻感比较强，罪感比较弱，所以有很多事只要觉得不会被发现就有人去做。也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原因，我们国家从古到今贪官污吏很多，腐败现象很难根治。为什么西方人自律性比较强，他们会用罪感约束自己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人有信仰，心中有上帝。上帝无处不在，你偷偷地干了坏事他都会知道。有神在天上盯着，别人会不会发现已经不重要，想做坏事的心就没有了。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以为没有神盯着，还认为做坏事不会被人发现，所以坏人当道，坏事干绝。
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人心中也有上帝，我们的口头语“天知道”，还有“人在做，天在看”，还有“抬头三尺有神明”，说的都是神，相当于上帝。因为有这样的说法，说明中国喜欢做坏事跟信仰无关，而跟法律有关。中国的法律不健全，而西方国家法律比较健全，法律的惩罚性让人畏惧，即使有心，也不敢做坏事了。还有，在西方，健全的法律运行良好，会内化成公民的情感与行为准则，此即罪感。而中国的法律不健全，很多人即使犯罪或有什么冲突，不是去接受法律惩罚，而是通过调解得以解脱，就是杀人越货，也可以绕过法律，通过其他途径，比如说用钱摆平，或者通过社会关系，化大为小，化小为了。这些都可以通过他律或道德等不太严密的“规范”予以调节。因为有这些放在台下运行，又比较随意的手段化解冲突，中国人的罪感就很难形成，耻感则很强烈。一个人罪感强，则会自律；耻感比较强，则靠他律。
从道德发展的过程看，西方人比较高级，道德水平比较高，比较自律。而中国人重他律，需要别人监督。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乱来，所以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是心理水平比较低。
自我理想的位置不是很确定。良心肯定是超我，自我理想则介于自我与超我之间，因为自我本身就是社会适应的产物，个体在适应过程中，会想尽办法去装扮自己，去忽悠别人，胡弄做事，自我理想基本上就在那个水平。除了法律和社会调节之外，还有可能跟父母的教养、看管、约束有关。一般而说，父亲是惩罚性的。如果孩子不听话，母亲会说：告诉你爸去。爸爸回家，会揍孩子。父亲常常是规矩的化身，他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内心有个准绳，所以对孩子能形成约束。母亲则不同，她是宽容的象征，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起照顾、支持、奖赏性作用。孩子在妈妈面前没有规则，妈妈没有规则。很多情况下妈妈是看心情的，心情好，什么都可以做，心情不好，什么都不可以做。随性，没有什么规则可言。没有规则，自然不可能学会自律。要自律，意味着有相应的规则、相应的标准存在。
西方社会父亲的作用比较大，而我们东方国家则正好相反，母亲的作用比较大。这跟宗教传统有关。西方基督教社会，是比较明显的父系社会，基督教文化比较早进入“父系社会”，而我们中国，一直处在“母系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情况其实也跟文化发展有关。中国的汉字是方块字，定型比较早，两千年下来，差不多就没有变化，一直是这个形，这样就束缚了社会文化的演变。中国文化明显定型比较早，社会生活一直带着“母系社会”的文化色彩，延续至今。而西方社会，它的文字是拼音的，随着时间过去，它的字型变化很大，读音更不用说。这样的文字和话语，过了一百年，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读音了。或者原先的文字过了一百年就没有了它的意义。
“母系社会”更多地关注人际关系，而“父系社会”却侧重于个人价值。所以，到了现代，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盛行，而我们则是集体主义倍受提倡。
眼下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道德感差是因为贵族精神衰亡，流氓意识流行。贵族精神遵守的是父系社会的规则，而流氓意识则是母系社会的文化产物，它没有规则可言，见机行事，投机取巧，调和求功。中国的贵族精神盛行于夏商周奴隶社会，那时的父系文化很浓，尤其是春秋时期，打仗还讲究规则，而到了战国时期，没有了规则，乱来了。所以，应该说贵族精神衰亡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到了秦代就全是乱套了。成王败寇，就是流氓意识的集中体现。
上面这么多的论述，就是要表达：精神分析不只是心理学，不只研究人的心理和心理治疗，其实它更是社会历史的文化阐发。
奴隶主制定规则，让别人来执行，而他自己是不遵守的。他不受规则约束。主人可以乱来，可以随心所欲而奴隶就得遵守主人设定的规则。奴隶本来是他律的，他受主人的规则约束，时间一长，成了习惯，就很自然地照着去做了。这就像孙悟空，开始时头上得戴着一个紧箍咒来约束他的行为。后来，他成佛了，就不需要这个紧箍咒了。其实，他把紧箍咒内化了，头上没有了紧箍咒，心里有了一个更受用的紧箍咒。开始需要头顶上有个紧箍咒，那是因为他还没有习惯，没有形成自己的行为规则，所以需要有一个外加的紧箍咒。后来，习惯了，自觉服从于行为规则，头顶上的紧箍咒已失去了作用，已是可有可无，没有价值，其作用已由内心的紧箍咒代替。所以说，他成佛了，却仍然是个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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