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君说
考虑到有不少同学、老师反映很想念曾经三篇热点时评的日子，
所以从这周起每周末都会给大家看三篇热点时评。
对付职业乞丐就当“举牌式”搅局
堂吉伟德
元宵节当天，张家港沙洲路步行街一商场楼下，一名年轻男子以母亲患重病为由跪地乞讨，“母亲”就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名城管协管员，举起了一块写着“诈骗请小心”的牌子。被搅了局的“行乞者”最后只能逃之夭夭。律师认为，城管协管员事先核实职业行乞，这样举牌不侵权。（2月16日《扬子晚报》）
职业乞丐“带病讨钱”，炮制“患病母亲躺地求助“的悲情，以换取“吃瓜群众”的深度同情。职业化的营销与包装，让职业乞丐的收入颇丰。有了不劳而获的超值回报，也就有了“将乞讨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决。从一人乞讨到“组团而行”，职业乞讨已实现了转型升级，大有集团化和产业化之势。
在劣币逐驱良币之下，公众对乞讨行为已相当反感且高度警惕，也伤害了社会道德，让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群体，反因社会冷漠而受到伤害。调查发现，这些职业乞丐，主要集中在人流密集的车站、商业区、旅游景点。这些人收入颇丰，“日薪”少则二三百元，多则一两千元，有的年薪高达30万，买房买车堪比土豪。以至于在北京金顶山村，一度出现了名头极响的“乞丐村”。
“嗟来之食”如此容易，利益冲动自然异常强烈。基于对社会同情心的尊重和对弱势群体的相对保护，以及“尊重意愿”和“不得强制”的约束、“风可进，雨可进”的权利保护，让公共管理机构投鼠忌器、小心谨慎。然而，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众利益的保护，对职业乞丐式的欺骗行为必须给予坚决打击，方能树新风扬正气。在不侵权的前提下，既能当面揭穿职业乞丐的诱骗为，引起公众关注真相，让“以乞获利”难以遂愿；又能机智地履行应有之责，形成应有的示范与带动效应，城管的“举牌式”搅局值得点赞。
客观而言，这种灵感乍现的“举牌动作”，其实是一种效果极佳的道德惩戒，有助于将职业乞丐纳入“人人喊打”的瓮中。此举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优势，让他们在充分掌握信息资源的情况下，将真相及时告之于众，以此发挥大众参与的集体作用，最大化堵死职业乞丐的敛财空间。另一方面，若是此举形成常态并以体系化的模式存在，职业乞丐就真正难以立足。在现代化的信息共享机制下，公共管理者可以有效利用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深度合作与全面配合，以避免社会公众对信息掌握不足的天然短板，形成整体合力以让乞丐“无处遁形”。
“这招太管用”了的公众认可，何尝不是对合理方式的极大赞同。对付职业乞丐，必须充分发挥道德惩戒的作用，借集体之力让其“欲行而不能”，职业乞丐才会心灰意懒而有所收敛。一个举牌提示增加了警示与告诫的效力，也是对提高道德惩戒体系作用的提示。如何成为一个“搅局者”，既需要个体基于自身权利的公共担当，也需要制度层面基于公共利益的举措跟进，以此为契机构建完善的诚信体系，应是职业乞丐带来的现实考验。
适用话题：乞讨、同情、欺骗等
大爱宫崎骏
“反山寨兵马俑”也得依知识产权规则
沈彬
安徽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出现所谓“山寨兵马俑”一事又有新进展。“正牌”的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经着手准备对安徽文博园提起诉讼，同时起诉的还有此前备受关注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山寨兵马俑”展览。
在对所谓“山寨兵马俑”一边倒的指责声中，需要厘清的是，不应该混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也不应把知识产权法上性质迥异的问题都扣上“山寨”的帽子。
首先，兵马俑的著作权，早已经过期；复制兵马俑本身，并不侵犯著作权。
陕西方面对兵马俑并没有著作权。著作权只属于作者，兵马俑作为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只属于当年的创作工匠。而且，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兵马俑显然已超出了《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谈知识产权保护，就应该严格依法来谈，不应该用“行政管理”来代替知识产权法律本身。
比如，199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之后，其著作权的财产权部分不再受法律保护，成为“公版书”。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想以“鲁迅著作有特殊性”为由继续垄断鲁迅的著作出版。最终还是没挡住，这才有了如今百花齐放的鲁迅著作出版局面（当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鲁迅全集》的注释部分还是有著作权的）。
同理，不能因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兵马俑的文物管理单位，就想当然地觉得他们可以“垄断”兵马俑的一切知识产权，而不许别人复制；或者，如果复制就要向他们交费。
这几年，中国人对于知识产权的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山寨”产品人人喊打。但是，知识产权规则有其专业性，包括保护期限、合理使用、在先权利等等，这些规则也是在平衡保护原创和防止恶意垄断。不能把所有的“复制”都说成“山寨”而认为其违法，专业的法律问题不能简单化为道德判断。
甚至，还得警惕一些文化单位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维护其垄断利益。比如，有的图书馆以“侵犯著作权”为由，不许读者对图书拍照，但却允许到图书馆复印处去复印。显然，图书馆本身对于书籍没有著作权，读者不能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复制，图书馆也不能。
回到“山寨兵马俑”问题上，虽然兵马俑已经超出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但是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是有维权的“牌”可以打。
首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起诉“山寨兵马俑”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将从“山寨兵马俑”是否会对游客造成误导、是否侵犯到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出判定。其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拥有“兵马俑”等几个关键词的商标权，可以起诉相关单位侵犯其商标权。第三，如果一些“山寨兵马俑展览”冒用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名义，可以侵犯名称权、名誉权的理由维权。
对于“山寨产品”的敏感，体现的是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但“反山寨”得依知识产权规则来谈，不能把所有复制扣上“山寨”的帽子。
适用话题：文化、原创、山寨、抄袭等
“校长红包”，不只是教育伦理的寓言
邓海建
告别春节长假，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深圳南山区阳光小学的新学期首日，让孩子们乐坏了的是，校长还给学生发“红包”，有的孩子拿到“免写作业一次”，还有的拿到“升旗手体验一次”“任意社团课体验一次”等红包。无独有偶的是，浙江省定海市舟嵊小学也为同学们准备的“新年红包”，红包里的“同桌券”、“考试升级券”等。（2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开学第一天，有学校在组织严考，有学校在大派红包——网友们纷纷感叹，这“做学校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校长红包”，之所以每年都能吸粉无数，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名不副实”的红包讨了个好彩头，更重要的是，它让严肃的基础教育，有了更多兼顾传统与创新的温情。一来，它起码告诉孩子，中国传统民俗里的“红包”，也可以不是金钱的加持，而是单纯的爱与祝福。二来，类似“免写作业一次”等礼券，让减负有了趣味性、让校园与班级管理有了创新点。正因为红包里藏着“可以请一位你喜欢的老师给家长打电话，全方位表扬你一次”等贴心大礼，不少人在朋友圈调侃“原来你是这样的校长”——这也营造了孩子与教育管理者之间的亲近感、亲切感。
当然，思来想去，你也会发现，“校长红包”的创意再好， 基本上也只是小学校长们“城会玩”；而在初中或高中，基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爆点”的。倒不是高年级的校长群体里没有“老顽童”，而是严峻的应试压力之下，这样的玩笑，风险指数爆表，家长们或会不答应、舆情亦容易喧嚣反弹。至于大学的校长先生们，行政化的重霾之下，又如何能放低身段、故作清新地与民同嗨呢？
“校长红包”的心意与新意，大概既在于为小学生们创设了边界之内的小福利，又别致优雅地厘清了校长们与学生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发红包的自得其乐，收红包的别有惊喜，校园内红红火火，简直是教育创新之“小投入大收益”的经典范例。再说，这洋溢着浓郁传统年俗味儿的“红包”，相较于穿汉服点朱砂、亦或是叩拜行礼，起码少了些“裹脚布”的意味。
“校长红包”令成年人大呼眼馋，大概也有两层心理诉求：一则，上学时没赶上“好时候”，光遇到“别人家的孩子”，却没遇到这么好的“别人家的校长”；二则，在五光十色的成人世界，管理者们恰恰缺少了这种管理上的人情味儿。如果新春开工第一天，老板们也能大派“免上班一天”、“加班费翻倍计算一次”等红包，这是多么欢欣鼓舞的事儿呢？
开学第一天，别只知道“撸起袖子加油学”，也得拿出张弛有度的情怀来增益孩子们的获得感。抛开教育伦理不说，在职场江湖，如果也能多一些类似的“红包”，生活这杯白开水，也许会更有温度！
适用话题：创新、温暖、教育等
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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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作文君
来源 丨光明观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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