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回秦晋之好
最近都在长江流域转悠，现在该回到黄土高原了，去看看黄河两岸又有哪些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分析到的。
在以前的回目中，我们对于黄土高原上的“秦”、“晋”两国已经作过一次分析，不过那时候的重点在于分析秦晋两国初始的情况，而对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却没有进行解读。事实上即使是只看过“炎黄”章节的朋友也应该意识到，这两个共处于黄土高原上的诸侯国，地缘关系应该是十分紧密的。纵观历史，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秦晋博弈的篇幅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赵、魏、韩三国又称“三晋”，皆为春秋晋国分裂而来）。而放在最后，即是作为压轴，对春秋时代作一个总结；也是通过“三家分晋”的典故，开启战国时代的地缘格局。
要想搞清楚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我们还得先回到东周之初，即“平王东迁”的时代。在王室被迫由“镐京”东迁至“洛邑”时（也就是由“渭河平原”迁至“洛阳盆地”），一共有四个诸侯国出了大力，也就是秦、晋、郑、卫四国（勤王四国）。这四个国家也因此取得了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缘优势。
如果要横向比较这四个诸侯国当时的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晋国，最弱的则是秦国。晋国的优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地缘上的。当年周公在重新分封诸侯国时，之所以将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在与渭河平原隔黄河相望的汾河谷地，目的就是为了拱卫王室的安全。因此晋国不仅获得了一块位置绝佳的封地（详见“曲沃代翼”一回），还得以在春秋之时，在山西高原诸盆地中开疆扩土，并吞其他诸侯国。而在秦国的情况则要比晋国差的多了，在王室东迁之前，秦人不过是以“附庸”的身份，帮王室养马罢了。如果纵向和自己之前的状况相比，通过这次忠勇的护驾行动，秦人应该是获益最大的。不仅受封进入了诸侯的行列，还得到了一张空头支票歧山以西的土地。当然前提是你有本事赶走那些入侵的戎人。
最终秦人的确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张空头支票兑现了。不过在秦人由西至东“为”王室收复渭河平原上的土地时，与晋人一衣带水的“晋人”也没有闲着。
附：勤王四国与东周王室地缘关系图
晋人在春秋初年通过“曲沃代翼”完成内部整合后，一方面加大了对山西高原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诸侯国的并吞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假途伐虢”之计，将势力范围向南越过黄河，控制了“渭河平原”至“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崤函通道”（在之后有专门的章节分析）。控制这个战略要点的目的，是为晋国稍后进入中原争霸作准备，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的。而与之相比，晋人对于渭河平原的兴趣显然要更大些，因为这块丰腴之地才真正能够为晋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秦人经过数代努力，好不容易收复丰镐之地，并迫近黄河时，却发现晋人已经在黄河西岸等着他们了。这让已经将自己认定为河西之主的秦人，觉得即无奈，又愤愤不平。只是从表面上看来，王室虽然授权秦人对戎作战，但却并没有将渭河平原所有的土地都分封给秦国。所以晋国越过双方的地理分割线——黄河（这段由北向南的黄河，古称“西河”），由东向西做同样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妥。
在当初分析秦人的先祖——秦非子是如何进入渭河平原时，我们曾经作了张《秦.周地缘关系图》。在这其中，作为渭河（水）的重要支流——泾河（水），对周人的兴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际上，渭水之北，除却泾水外，东面还有一条水量最大的支流——洛水（北），注入了渭水。只是洛水与渭水相交之后，很快就流入了黄河。因此洛水其实也不应归属于渭水的支流（有点象洛阳盆地，伊、洛两河的情况）
不管渭、洛两河之间的关系空竟是谁主谁次，整个渭河平原，或称关中地区的水系，主要是由两纵一横的泾、洛、渭三河组成是不争的事实。而秦晋两国最初达成的地缘平衡线就是洛水。从此之后，洛水与黄河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成为了秦人的心病。整部秦晋关系史，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块土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由于这块土地位于陕北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之为“河西之地”。
附：秦.周地缘关系图
虽然秦国在后来一统江湖，成就了伟业，但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实力才算的上是诸侯的老大。这主要是得益于山西高原那独特的地理结构。对于晋国来说，外有黄河、吕梁山|、太行山拱卫，为之提供的安全保障；内有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那些如珍珠链般的盆地群，为晋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大片平整、松软，易于耕种的黄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得晋国在统一山西高原内部各地理单元时，能够较少的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统一之后，又容易保的住胜利果实。
当然，内部条件好，并不一定能够成就霸业，如果远离地缘中心，偏安一隅往往更容易成为选项（比如以后我们将要分析到的成都平原）。不过山西高原这个地理单元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周王室的政治中心是在渭河平原，还是洛阳盆地，与之都只有一河之隔。而如果晋人愿意，向东走出山西高原，就是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带。坐拥如此优越的地理单元，晋人的地缘优势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山西高原的地缘结构，便之能够攻守兼备，那么秦人所在的渭河平原其实也具备类似的条件，只不过与山西高原内部的平原，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几个盆地不同的是，渭河平原本身并没有天然的山脉将这切割为数块，也就是说，渭河平原更有条件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出现在地缘政治的舞台上。而现在的问题是，晋人由于先发优势，不仅取得了秦人进出中原直接通道——崤函通道的控制权，还直接进入渭河平原，将秦人的势力阻挡于洛水——华山以西地区。这实际上让秦国不得不与晋国分享渭河平原，并且在面对晋国时，需要长期保持一种低姿态。这种强弱有别的格局，也成为了“秦晋之好”的地缘基础（两个同样强势的人，一般是很难和平相处的）
不过地理相邻的两个国家，地缘矛盾始终是会存在的，更何况晋人在占据了河西之地后，等于直接侵入了秦人的核心利益区。因此秦人始终是在处心积虑的向黄河渗透，“夺回”河西之地。从战略上看，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秦人经营好现有的土地，积蓄力量自然是最重要的；而如果在晋人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出手，则是一个战术机会选择的问题了。好在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内部总是不断上演着阴谋与背叛的剧目。特别是经过“曲沃代翼”这种不义行为洗礼的晋国，公室内外的政治斗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当秦国处在他们最强大的君主（春秋）——秦穆公当政的时期时，晋国内部又一次出现了君位之争。这使得秦国第一次有机会“收复”河西之地。
附：秦.晋地缘关系示意图
这个机会出现在公元前651年，距王室东迁（前770年），秦人受命征战渭河平原已经过去快1了；而距晋国内乱67年之久的，大小宗之争结束之年（曲沃代翼，前678年）仅仅27年。故事的开始具备中国传统宫廷斗争的典型特色，男女主角照例是一个漂亮而又年轻的女人，和被她迷惑的，位居君位的男人。至于故事的内容其实更加老套，即这个女人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而她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除掉原太子，以及除掉所有有资格争位的公子。其实这种事关生死与国家命运的大事，一般只跟权力与阴谋有关。只不过如果让现在某些喜欢挖掘“人性深处”的编剧和导演看见，一定会编排出几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来了。
由于这个“狐媚惑主”的女人叫作“骊姬”，因此由她引发的这场政治斗争也被称作“骊姬之乱”。如果大家希望了解其中的细节，可以百度一下。当然，如果你具有文学天赋，又想发挥一下想象力的话，也可以抢在某些著名编剧之前，先将这个故事包装出来。
事实上这场动乱本身并无关地缘，之所以要在这里提起，是因为它的发生，让那些将受其害的公子必须逃离晋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需要到他国去“政治避难”。这种现象在现在也不鲜见，在春秋之时更是司空见惯。在之前齐国就已经上演过类似的一幕，那次笑到最后的公子小白成为了春秋第一霸——齐桓公。而这次晋国的这出悲喜剧也将诞生一位同等重量级的霸主。
对于为这些落难的公子提供帮助，并从中获取好处，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向来都是十分有兴趣的。作为与晋国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大国——“秦国”，当然是不会成为局外人的。最先成为秦人帮助对象的是一个叫“夷吾”的公子。当时的情况和齐国那一幕很象，即留在国内的君位继承人，在动乱中都已经被谋杀了。因此需要从这些外逃的公子中选择一个人回来继承君位。只不过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生死时速般的归国竞赛有所不同，这一次外逃的几位公子却没人敢回去。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被扶上君位的两位公子（都是骊姬的儿子），都马上被大臣谋杀。如果加上之前已经被害的太子，等于先后已经有三位公子死在这场君位之争了。虽然说君位人人想做，但现在回去难保不会成为另一个牺牲品，因此外逃的几位公子都不敢贸然回国。
不过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夷吾”决定冒一次险。只不过如果没有外援的话，这个险是断然不能冒的。“夷吾”求助的对象锁定在了秦国身上。其实他之前避难的国家并不是秦国，而是在渭河平原东北角的梁国。按现在的行政归属看，梁国的位置在现在陕西韩省城市的南侧；从地理位置上看，梁国则是位于渭河平原的最北部，晋陕大峡谷的南侧，黄河的西岸，也就是河西之地的北端。对于梁国这类小诸侯国的存在，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虽然河西之地现在是晋国的势力范围，但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早期，基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兼并行为尚未白热化的原因，诸侯们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方式是很多样化的，除却自己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邑之外，让一些居于其间的小诸侯国甚至边缘民族依附于自己，更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模式。
就梁国来说，收留晋国的公子算是一种政治投资，但从实力上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能力帮助“夷吾”摆平国内的动乱，因此夷吾转而向已具大国气象的秦国求助。只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是在政治交往中。因此夷吾向秦穆公所提出的条件是割让河西八城（也有说五城的）给秦国。一般认为这种做法是将河西所有的土地都交给了秦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城邑并非是晋国在河西土地的全部，但应该已经是主要部分了。不过让秦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城邑并非只在河西之地中，亦包含有崤函通道中的战略要点（史载东尽虢略）。崤函通道由于位于黄河以南，秦岭以北，又被称之为“河南”地，是秦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能够同时向河西、河南两地渗透，无疑能够极大的扭转秦国在地缘格局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在秦人的帮助下，公子“夷吾”回到了晋国，并坐稳了君位，史称晋惠公。只不过当他坐稳君位之后，却并没有履行诺言，将河西（河南）八城割让给秦国。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表面原因是因为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如果从道义上来看，这位晋惠公无疑是一位不守信用的人。但从国家利益上来看，晋国如果真的让秦国控制了河西之地以及崤函通道的话，那么秦国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晋国逐鹿中原最大的对手。因此在国家利益以及个人信誉之间作选择的话，晋惠公只能自食其言了。在这种情况下，秦晋两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秦晋之间的这第一场大战叫作“韩原之战”。
在秦国准备通过战争手段向晋国索要河西地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晋国因灾而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援，而秦穆公则不计前嫌，给予了缓助。对于一般人甚至君主来说，以德报怨说说可以，真要做到却是非常难的。秦穆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在累积政治政治资本，对于一个志在中原的君主来说，做一些看似吃亏的事情，以博得其他国家，甚至敌国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地缘政治的研究目的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有哪些地区是可以为你提供地缘基础的，至于谁能够成为那些兵家必争之地的主人，却是不一定的。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很多次的看到，一些出身于四战之地的君主，通过自身的努力，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并最终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的。
现在对于秦穆公来说，无论他的意向有多么远大，都必须解决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一是如果处理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取得最应该夺取的土地——河西之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即如何能够让晋国退出河西之地。
如果要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秦国这次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其实并不简单。秦国当时派遣了大批的人员和船只，从秦都出发，水陆相接，延绵八百里，将粮食运至晋都。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军事演习，让护送粮船的军队熟悉一下将来的进攻路线。当然，对于优秀的政治家来说，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追求一石二鸟，甚至数鸟的效果。因此秦穆公如果真的在树德的同时，有这种务实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现在那些在联合国授权下的维和行动就明白了）。因为无论如何，只要晋国不肯退出河西之地，战争迟早都会发生的。
最终战争在公元前645年爆发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秦国也遭灾了，而晋国却拒绝救援。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自然让秦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更具正义性（以晋惠公在继位之前答应割让河西之地为借口，虽然也说的过去。但当时多少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关于发动一场战争是否需要正当的理由，政治家们一般都会有充分的考虑的。不过在网络上，很多朋友却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说是不需要考虑旁观者的感受。但实际上，这种考虑是有现实意义的，除却可以激发己方的士气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旁观者在选择支持对象时，必须考虑道义上的风险。按孟子的说法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发动战争的理由充分与否，会直接决定敌我双方盟友的数量。而从现在情况来看，晋国只有独自面对秦国的进攻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秦国的进攻路线了，对于秦国与晋国决战的地点——“韩原”究竟在哪，一直还是有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韩原大战到底是在河西打的，还是在河东进行的。最正统的说法是由司马迁他老人家认定的，也就是在陕西韩城一带，其实韩城也是司马迁的故乡。至于这种关系关系有没有对他的判断作出影响，就不好妄加揣测了。
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韩原其实是在河东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左传》，在那里面明确记载了，秦穆公所带领的秦军最终是渡过黄河，然后与晋惠公带领的晋军主力决战的。而在此之前，秦军军已经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如果从地缘和逻辑上来看，秦军渡河而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不是秦军已经进入晋国的核心区，晋惠公新率大军迎击的必要性不大。不管是谁渡河与对方展开决战，如何渡过黄河都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崤函通道也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秦晋之间所争夺的这几个地理单元，是由一段L形的黄河作为切割线的。而这段河面上最为著名的渡口有三：一是中条山西北侧的蒲津渡；二位于中条山西南侧，黄河拐角处的风陵渡；三是陕地（现属河南三门峡市）对岸的茅津渡。当然，黄河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渡口，如太阳渡、大禹渡、夏阳渡、龙门渡，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应该说蒲津渡、风陵渡、茅津渡三个渡口，在历史上对于陕、晋、豫三省的地缘关系最为重要。当关中（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想进入运城——临汾盆地时，他们会首选从蒲津渡渡过黄河，直接进入运城盆地，进而向北，进入临汾盆地；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经由风陵渡渡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即可以北上进入运城盆地，也可以顺着中条山南麓东行，到达茅津渡，然后南渡黄河，入陕地，至洛阳盆地。对于秦人来说，如果能够渡过风陵渡，占据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这条狭长通道，就可以切断晋人与崤函通道的联系。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自己与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线，也可以切断晋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路径（晋人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要大的多），进而在秦晋争霸中占据地缘优势。无论是秦晋之好，还是秦晋争霸时，秦人都曾经多次经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秦穆公时期，他这还到茅津渡东侧的山地上去与戎人作战。这种作法虽然看似是为了整个周王朝的利益，并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但实际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室其实只是让秦人把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扫清就行了）。
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出来之时，水流还很湍急（象龙门渡只有在3月冰融之后，6月雨季之前才能渡河），因此在古典时期，水流已渐平缓的蒲津渡一直是进出晋陕的主要渡口。由于这一段黄河在二千年来一直在小范围变迁（总体向西移动），蒲津古渡遗址已经离黄河有几千米了。这个渡口最为让人乐道的事情有三：一是在此挖出了唐代的铁牛与铁人（记得中学语文课中有介绍的）；二是渡口处有一座著名的楼阁——鹳雀楼。相信王之涣那首著名的《登鹳雀楼》，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第三就是蒲津渡早在秦昭王时期（战国）就曾经铺设了浮桥，这也极大的提升了蒲津渡的战略价值，唐代所筑的铁牛铁人，实际上就是用来固定浮桥的。
划分河东、河西的黄河（西河）不断的变迁，还造就了一句俗语，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即由于河道经常会变化，河东的村庄，几十年后也许就跑到河西去了。其实这句话用来形成秦晋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因为所谓秦晋之争，本质上也就是河东、河西之争。当晋人能够占据河西之地时，他们则占据了主动；而当秦人能够在河东立足时，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晋人的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我们认定河西之地主要指的是陕北高原以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三角地，也就是渭河平原的最东端（亦包括渭水以南至华山一线的土地，因为不堵上这个口子，晋国就无法占据整个崤函通道），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认定一下河东之地的范围。从地缘结构来看，运城盆地是河东之地的主体。当秦人渡过蒲津渡或风陵渡之后，他们首先要占据运城盆地之后，再向晋国国都——翼地所在的临汾盆地渗透。因此秦晋之间发生在河东的主要战争，大部分都集中在运城盆地一带。韩原之战算是秦国正式攻入晋国本土的第一战，最终那个无信的晋惠公接战的地点，据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汾河南侧，临汾盆地的入口处（山西河津东南）。对于晋国来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已经打开了晋国核心区的门户，形势是极为不利的。不过秦人也十分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的整体实力就超越了晋国。虽然这次战役是发生在河东；虽然晋惠公本人也在战役中被俘。就秦人来说，他们的战略目的还是拿到河西的土地。
最终，晋惠公还是交出了河西之地，秦国算是正式成为整个渭河平原的主人，双方所签订盟约的地点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点就是洛、渭、河三者相汇处，与蒲津渡隔河遥望，时称“王城”（现陕西大荔东）。当然，那个时候，渭河平原上还是有一些小的诸侯国和部落，晋国在边缘地区也依然还留有一些据点。在秦国成为河西之地的主导者之后，他们首先就将北面的梁国给灭了。而晋国也未放弃重新渗透入河西地区。终整个春秋时期，秦晋之间仍旧在河西进行过数场战争（如辅氏之战、彭衙之战），晋国与其盟国甚至曾经越过洛河深入秦国腹地攻至泾河。不过秦国通过韩原之战，还是从战略上扭转了自己形势，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主动权，晋人始终未能恢复他们在河西之地原有的地缘优势。这种地缘平衡直到晋国分裂后，被新兴的魏国打破。那一次，魏国强悍的步兵（魏武卒）从秦军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拉开了战国争雄的序幕。
当然，秦国人也并不总是任由晋国的军队攻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军也曾经数次进入河东地，与晋军交战。比如令狐之战、河曲之战（关于文中所列战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百度一下，并结合我所分析的地缘背景，来进一步理解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这其中可以特别说一下的是令狐之战。秦晋之间发生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是因为晋国又爆发了君位之争，而秦国所支撑的公子，在秦军护送回晋国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于是不甘心的秦军与晋军展开了激战，最终的结果是秦军落败。
这场战役的起因和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只是秦晋百年恩怨中的一例，算不上是改变二者地缘关系的关键战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个叫“令狐”的地点。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蒲津渡的东北，运城盆的的西北。也就是说，晋军截击秦军的地点，在秦军将要北出运城盆地，将要进入临汾盆地之时。晋人选择在这个地点接战，说明他们比当年韩原之战时的反应要快，结果也不出乎意料。只是我相信“令狐”这个名称为大家所熟知，应该不是因为所谓“令狐之战”，而是那位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其实写武侠小说的人，为人物命名时喜欢用复姓，多是为了让他们显得更特别些，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更酷些。不过我个人宁愿相信金庸在为华山大弟子选择“令狐”这个姓时是作过一番思考的。因为河东的令狐之地，正是令狐这个姓的发源地。而令狐所在的河东之地，与华山的地理距离，以及地缘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真的要是有华山派，相信它的弟子应当主要来源于河西、河东二个区域。前段时间听说几个地方为了西门庆的祖地而起争端，其实将令狐之地考证为令狐冲的家乡（（现在那地方叫令狐村），并建个故居，搞个“笑傲江湖主题公园”什么的，估计比西门庆红的快。
晋国在秦国征战渭河平原时，不仅抢先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东端——河西之地，还取得了崤函通道的控制权。如果说河西之地对于秦人的意义，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以自保的话，那么崤函通道则是秦人进入中原，参与争霸的必经之路了。
崤函通道的西头，就在黄河的那个拐角与华山之间，后来著名的“潼关”在就是筑在此。这里本来是分封给郑国的。不过在郑国先知先觉的东迁之后，晋人填补了他的空缺。这样洛水——华山一线，就成为了秦晋之间的地缘分割线。而在崤函通道的东头，晋人同样希望取得主动权。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个东迁到陕地，并且跨河立国的“虢”国，也为了晋人的眼中钉。
由于这个虢国的国土分列在黄河的南北两岸，因此这个新“虢”也被分别称之为“北虢”和“南虢”。其实他们是一个国家，主体是在黄河南崖。虢国人在此所筑的都城叫作“上阳”，而他们在黄河北岸所建立的战略要点叫作“下阳”。
就陕地和南、北虢国的地缘价值，我们在春秋之初已经做过一些分析了。应该说南虢所在的陕地，不仅能够限制住秦、晋两国的势力，延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向中原渗透；也能封堵住晋人南渡黄河，直接进入崤函通道东端的路线。因此，对于整体实力越来越强的晋国来说，拔除掉这颗眼中钉是他们争霸中原的前提。
陕地（现属河南省三门峡市）所在的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黄河之北的中条山，与黄河之南的秦岭在这个点上，都有向黄河挤压的泰势。与就是说，黄河南出晋陕大峡谷后变宽的河道，在陕地开始收窄。这种地理结构，让陕地成为了枢纽地区的可能性。
由于过了陕地之后，直到进入洛阳盆地前，黄河都是在峡谷中穿行，因此陕地一带（包括它对岸）成为了进出山西高原的重要渡口所在地。无论是从中原——洛阳盆地西进山西高原，还是山西高原上的居民想进入洛阳盆地，大多数时都会选择在此渡河。而这里也诞生了著名的黄河古渡“茅津渡”。
茅津渡的地理结构其实和龙门渡有点象。都是在黄河进出峡谷的节点上（前者为三门峡，后者为晋陕大峡谷）。只不过龙门渡的水流刚出峡谷，去势正强，渡河的难度很大。而茅津渡则不一样了，这里由于河道变窄，水流反而变得缓慢了，加之河道不宽，所以成为了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不过说到晋国“假途代虢”之役，却并没有利用到“茅津渡”，晋军是从茅津渡西面的“太阳渡”渡河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茅津渡一带的地形已开始进入山地，而控制它的，正是被周人所鄙视的“戎狄”。
附：晋“假途灭虢”地缘关系示意图
晋人在实施“假途代虢”战术之前，已经基本整合好了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后，但当他们希望继续南进，希望掌握黄河两岸的控制权时，却遇到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中条山”。由于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晋人的南进路线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最为平缓的路线是先绕至中条山的东头，沿蒲津渡、风陵渡南行至黄河北岸，再东进，攻击虢国。虽然说这条路线较为平缓，但最大的问题是路线较远。不过距离倒不是最致命的，晋人可以沿中条山南麓，逐次攻击前进，在将中条山以南、北虢以西的土地都收入囊中后，再对虢国发动最后的攻击。
事实上晋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公元前661年，晋军攻灭了中条山南麓的“魏国”（现山西芮城县北），并将之分封给了一个叫“毕万”的大夫，而这位毕万的后代也成为了“晋国六卿”之一，并成就了战国七雄中的“魏国”（也成为了魏姓的始祖）。只是当晋国通过灭魏，进逼至北虢西境时，却并不代表顺势拿下北虢。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是因为所谓“北虢”，其实只是黄河南岸的“南”虢在北岸所控的一块飞地（下阳），在晋人发动攻击的话，虢军可以从黄河南岸的上阳城渡河支援下阳；另一个原因则是，在虢国的北部，中条山中还有一个诸侯国——虞国。说起虞国的位置，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的核心区其实是建在中条山中的一小块平原之上的。由于这个位置中条山中的小盆地是虞国故地，因此古称“虞原”。虞原地理位置的特别之处在于，虞国人可以比较容易的在中条山南北两侧穿行。并且只要控制住盆地南北两头的山口谷道，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搞击打能力。
如果说虢国控制的是黄河渡口，那么虞国控制的就是穿越中条山的快速通道。而这两个点又恰巧呈南北方向排列，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形态。在两国达成同盟时，如果晋人从北进攻虞国，虢国可以从南面给予其支援；而如果晋人从已经吞并的“魏”地东南进攻虢国的话，那么虞国则同样可以对虢国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能够采取突袭的方式，迅速攻灭一国。只是不仅虞国的核心区处于中条山的保护之中，就是北虢的下阳城，也不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中条山南麓所延伸的那些南北向的支脉，让由西至东的攻击，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有足够的军力和耐心，分别从中条山南北两侧发动进攻，通过持久战同时解决掉虞、虢两国。而比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更值得使用的是，打破“虞虢联盟”，然后各个击破。
晋国最终选择的拉拢对象是虞国。其实即使虞国保持中立，仅仅是借道，晋国的目的就达到了。不过贪图财物的虞人不仅同意借道，还直接参与了对下阳城的攻击。在曾经的盟友转变为敌人的情况下，虢国丧失他们在黄河北岸的据点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一年是公元前658年，离晋国攻灭魏国仅仅过去了三年。晋国之所以这么高效率，或者说是如此急于取得黄河渡口的控制权，是因为在前一年（公元前659年），秦国那位胸怀大志的君主——秦穆公上位了。他刚一上位，就对占据茅津渡的戎人发起了攻击（史称“茅戎”），并取得了胜利。相比于虢国所控制的太阳渡，茅津渡的河面要更窄，也更方便渡河。这也使得茅津渡在以后的历史中，成为了从山西高原南渡黄河的主要渡口。
秦国的这种跳越式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的是很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肯定也是向茅津西面的虢国借道了。虽说秦人打的是为王室驱戎的旗号（因为茅戎经常凭借茅津之利，南渡黄河侵扰洛阳盆地），但在王室控制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秦人亦有很大的可能回手就将虢国给灭了。如果秦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假虞灭虢”的典故就将被改写为“假虢灭茅”了。
由于黄河这条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存在，晋人就算可以容忍秦人通过崤函通道进出中原，也断然不愿意看到秦人越过黄河，渗透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就象秦人对于晋人占据河西之地，一直耿耿于怀一样。因此对于晋人抢先采取这种有失光彩的战术，吞并两个同宗诸侯的心情，我们也应当表示理解。毕竟春乱世的格局已经形成，谁能够抢先一步将防线推进至天然障碍面前，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比起后起的秦国，晋国显然是抢占了先机。
需要说明的是，“假途伐虢”的战术，晋人其实实施了两次。公元前658年那次先攻占了黄河北岸的下阳；三年以后又故技重施，渡河攻占了上阳城，完全灭掉了所谓的南北二虢；第二年又借回师休整之名，出其不意吞并了虞国。至此晋人算是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并将势力范围延伸至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
“假途伐虢”战术的实施者就是那个取了骊姬，并欲废长立幼，触发“骊姬之乱”的晋献公。在此我需要向看贴的朋友，以及为丰富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而辛勤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道歉。因为在此之前我曾经建议想象力丰富的朋友，抢在那些著名编剧之前，将这个有“桃色”潜质的故事包装成影视剧。但事实上我低估了艺术家们的历史敏感度，因为早在，36集的《骊姬传奇》便横空出世了。那位以军人形象活跃在萤幕上的段奕宏亦在此片中担当主角。不出所料的是，编剧们丰富的想象力依旧是“绕枕三日”，让人“三月不知肉味”（吐的）。最经典的桥断是段团长所扮演的角色，QJ了秦海璐所饰的骊姬，并生下了晋国新的继承人。只是不知道晋国的那些先人们，九泉之下看到这些情节，会不会从墓中跳出来。
关于郦姬之乱在秦晋地缘关系上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之前已经交待过了。实际上在晋惠公上位，秦晋通过“韩原之战”夺取晋国控制的河西地之后，这场动乱所造成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因为秦晋争霸的主角之一“晋文公”也就是“重耳”还未正式出场。
重耳和夷吾（晋惠公）都是晋献公的儿子，也因骊姬之乱的原因在外避祸。相比于夷吾躲在左近的“梁国”，重耳跑的范围就要广的多了。在他十九年的逃亡生涯中，齐、楚、宋、郑这些大国都曾经留下他的足迹。对于一位公子来说，这当然是一种磨难。不过这种流亡的经历，也让重耳充分了解了黄河下流乃至长江流域几个重要大国的地缘结构。这也是他仅仅在位九年，便成为就了霸主地位的基础。
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继承君位，仍然与秦穆公有关。对于地缘上相对牌劣势的秦国来说，通过介入晋国的君位之争，以获取政治筹码，一直是秦人所惯用的方法。因此在韩原之战后，秦国在取得河西之地的控制权后，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将晋国的太子，也就是晋惠公的继承人入秦国为质。这种作法当然是具有要挟的意思，不过对于秦穆公来说，他的本意其实是培养晋国的下一代君主在感情上更亲近于秦国。因为以双方的整体实力对比来说，秦晋之好的局面，比秦晋争霸的局面，要对秦国更为有利。因此对于这位入质的太子，秦国给予的待遇是很高的，秦穆公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这位晋国太子，希望再结秦晋之好的诚意应该是足够的了。
问题是与秦穆公的战略眼光相比，这位晋国太子显然要差许多。在自己的父亲病重之时，由于担心太子之位不保。在没有通知秦人的情况下，这位秦穆公的女婿跑回了晋国，并成为了新的国君。其实这位太子如果不是自己跑回去的话，秦国也一定会派军护送他回国继承君位的。而他这种“忘恩负义”的作法让秦国对于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的想法落空了，也让秦穆公意识到，他需要再找一位投资对象，以替换掉这位没有政治眼光的“白眼狼”。
这位新的投资对象就是重耳。而这其中让喜欢八卦的朋友感兴趣的是，秦穆公将被前太子遗弃的女儿又嫁了给了重耳。尽管先秦之人的观念比之现在要开放的多，不过这种把侄子的妻子改嫁给伯父的做法，也的确够可以的。只能说在政治家看来，所谓儿女之情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能够为之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才是最吸引人的。
关于这段真实“艳史”的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自行查找。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晋文公上台之后，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也是我们后面所要解读的（《郦姬传奇》里重耳与骊姬还发生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所以想看艳史解读的朋友，还是找这些导演编剧比较对路）。
重耳终于在秦穆公的支持下成为了“晋文公”，秦晋两家由于姻亲的存在，也开始了一段蜜月期，所谓“秦晋之好”就是从这里来的。对于秦穆公来说，之所以费尽心机介入晋国的内部事务，除却想拿回河西之地以外，更想东出崤函通道，去中原一试身手。如果晋国从此能受秦国控制，自然是最好；即使不能，双方保持一个良好关系，并达成同盟，共同图谋中原，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于还未完成渭河平原整合的秦人来说，能够在晋国的引领下，到中原地区去一试身手，会安全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