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家族制瓷藏瓷历史脉络之——宋朝篇 官窑徒有虚名 民窑繁荣昌盛
(以下文字全部根据本人家族传承史——“张氏家族三十人杰”整理而成）
（真正的一家之言，抛砖引玉而已，信不信由你！如有质疑，本人概不争论！）
——北宋“五大名窑”之历史真相
晚唐时期的张家瓷艺
大唐历经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一百多年的强盛，自唐玄宗之后，中华从此又开始进入了神性泯灭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虽然在玄宗去世后的四十多年后的公元805年,出了个极度崇拜唐玄宗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且也是很有作为的宪宗皇帝——李纯，并且一度也达到大治之世——“元和中兴”时代。唐宪宗也因此成为大唐乃至中华历史上与唐太宗、唐玄宗齐名的圣明君主。唐宪宗同样也很崇佛迷道，还迎请供奉过佛骨舍利。据家族史传，唐宪宗元和时期，包括后来的唐宣宗“小贞观”时期，是张氏家族的瓷业继大唐两朝御窑之后，在晚唐短暂中兴的两个时期。虽然张家大部早已经在玄宗时代已经迁移到张说领地汝州以烧青瓷为主，玄宗末安史之乱后，又有一部分张家制瓷人随张埱南下长沙，但留守下来的张家人仍旧在长安都城及洛阳附近继续烧造传统白瓷和青瓷，在这两个时期，张家窑火非常兴旺。除了满足宫廷日常生活用器，由于佛教的兴盛，宫廷供瓷也有很大需求。除了传统的青瓷外，白瓷的需求量大增，张家烧造的白瓷虽然数量有限，但不乏镶金包银等精细之作。不过仍然不能与唐玄宗御窑相媲美。
可能是因为忌惮先祖玄宗关于“大唐御窑永不再烧”的遗训吧，唐宪宗“元和中兴”时代也好，唐宣宗“小贞观之治”时代也罢，都没有专设体现自己意志的御窑。宫廷所用礼器和日常生活用器，除了部分前朝遗存，更多的是在有名的民窑口选择贡品。晚唐时期，有些地方民窑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准了，比如耀州窑等，张家窑口只是其中之一。但毕竟是民窑，品质再高也高不过盛唐御窑的精美与奢华，这是绝对的！
这里不得不说多说几句的是，首先是，虽然唐宪宗没有名义上的皇家御窑，但由于他比较重视各种供器和礼器的烧造，因而他在位时的“仁和中兴”时期，瓷器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的，这一点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中有明确的交待，并且还说有器物传承，但是直到今天，所打理出来的器物中仍然不见这个时期的物件。也很有可能在辗转中遗失或者战乱中损失了。不过，在考古出土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器物中，我们仍
然能够看得到它们高贵的身影！虽然它们不是皇家墓葬，器物也不能算是最高水准的制作，但从中还是能够看出当时白瓷的烧造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只不过还是被人看作是定窑瓷了。
其次要说的是，不仅仅只是在宪宗时期，张家瓷器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宪宗去世后二十六年，即公元846年，其亲生儿子李忱即唐宣宗即位后，有过短暂的“小贞观之治”的时期。长安洛阳等地的张家窑口同样曾烧造过很好的白瓷贡器，其水准之高，虽然达不到御窑不计工本的奢华程度，但也远非现在的人所能想象，更不是定窑所能烧造的！但是很遗憾，如前所述，现在的人只要看到晚唐墓葬白瓷，就必定会说成定瓷或者邢窑瓷，青瓷就一定是江浙越窑！殊不知，除了河北白瓷，中原也是唐代白瓷的主产地。”言白瓷必称邢定“，与“言瓷必称宋”一样是非常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形而上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唐时期的张家窑口，不仅继续烧造数量有限的较高品质的白瓷，而且随着白瓷的发展，青花瓷器的数量和品质也在不断提升，不过数量稀少，远未形成气候。但仍然是张氏家族唐代瓷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
唐宪宗在位十五年，“仁和中兴”以自己的先明后暗而结束，李纯本人也被宦官所杀，从此唐朝进入宦官把持朝政的混乱末世。尽管宣宗力挽狂澜，并创立了“小贞观之治”，但也是昙花一现。之后政治上，统治者根本就不再尊崇黄老之道无为之治而实行仁政，反而是实行高压钳制与剥削压迫的暴政，导致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与思想自由、艺术昌盛、敬畏天地、国富民强、祥和安宁紧密相连的皇家瓷器艺术，继唐宪宗“仁和中兴”和唐宣宗时代灵光乍现之后，自然就是一落千丈，从顶礼膜拜的祭祀神器彻底让位于平淡无奇的民间普通制品。张氏家族在晚唐时期的偶有闪光的中原白瓷，在五代时期和北方的邢窑白瓷一起走向衰落，随着北宋王朝的到来，张氏家族的汝州青瓷开始引领中华瓷艺！
北宋神性之沦丧
皇家御窑从其发端，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神传文化中，所产生的礼天祭地、供奉华夏先王列祖的需要，加上皇帝个人的神授意志、宗教信仰等，这些是皇家御窑产生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一旦皇家失去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只是单单从索取神灵保佑出发，而不是如何对天赋皇权的敬重与感恩，认为自己的皇权就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打下来的，那么需要极大财力和神灵文化内涵支撑的体现皇家意志与水准的御窑，就失去了根基，也就根本不可能再现。两宋王朝，大致就是这种情况。
虽然北宋时期尤其是其前半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被后世无限度的夸大，但不可否认其有过比较繁荣兴盛的历史片段。但绝对不能仅凭人口的数量激增，就贸然下结论说，北宋是比唐朝还要强盛的王朝，这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评价一个历史时期强盛与否，经济总量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如同现在的中国，无论GDP数字多么吓人，平均下来仍然微不足道。北宋包括南宋都是这个情况。姑且不论其国土疆域连大唐盛世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也不论是军事实力与大唐相比就是个笑话，更不论文化艺术与大唐相比只是雕虫小技。再说了，后世中华儿女都以自己是唐人自居呢！下面单论几句唐宋两朝的治国之道和政治清明度，双方的巨大差距就可见一斑——
大唐盛世的缔造，根本原因就是崇尚黄老的“无为之治”充分发挥民间百姓的创新能力，在保证边境安宁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祥和安宁。政治清明、官场廉洁、百姓自律、国泰民安是盛世社会之海晏河清的写照！大唐盛世就是如此。那么反观后世的北宋王朝，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表现在皇家神灵文化永劫不复——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其弟赵光义就是两个专挖中华历朝皇帝陵寝的江洋大盗！从后周开始，他就开始干起了这个勾当！据家族传承历史记忆，从秦始皇到唐朝的皇帝陵寝，他都不止一次的“开发过”，凡被发现的珍宝都被他洗劫一空！其中难免会有少量的大唐两朝御窑神器流入北宋宫廷，有些工艺如镶金包银等恐怕不可避免会被宋代定窑所模仿。当然模仿前朝工艺这也很正常，不过水平一定就有天壤之隔！因为赵匡胤的疯狂掘墓盗宝，北宋皇室肯定是知道大唐御窑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很清楚其瓷艺是非常高超的。
更为可恶的是，为了遮人耳目，赵匡胤居然用假货重敛这些被他盗劫的历朝皇陵！当朝根本就不敢提及，到了南宋虽有记载，但还为他有意无意地掩盖并粉饰，似乎他自己与盗墓毫无关系！他盗取了历朝历代无数的珍宝，是中华历史上最恶贯满盈的大盗墓贼！难道都是为了国家的建设国民的幸福吗？不可能！所以，对于一个盗墓贼而且还是专盗帝王陵寝的人来说，即便他贵为皇帝，也只能是个强盗而已！跟这样阴德大损之人，还有什么神性灵性天地敬畏可谈呢！
对于他弟弟赵光义，尽管史传其什么附庸风雅，喜好诗赋与书法。但我倾向于这不过就是溢美之词。对于同样是盗墓贼的他来说，神性根本就与他无缘！根据家史记忆，赵光义就是因为在盗墓的赃物上涂毒，才利用夜晚献宝的机会杀死赵匡胤夺去皇位的！这应该是因果报应之上天的严惩吧！
关于赵光义的儿子宋真宗，虽然他也想尊崇黄老之道，实行无为而治，但由于他只流于表面形式，啥也不干就能享荣华富贵。然而他却不知道的是——神灵只佑贤德之辈、诚信之人！结果呢，除了那首励志诗被后人传颂外，落了个无所作为！
如果说晚唐因为玄宗有令不得再开御窑，似乎是情有可原。那么到了赵氏宋真宗时期，利用泰山封禅大典的机会开御窑场，烧造代表自己时代水准的皇家礼器，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历史并没有被改写！皇家御窑仍旧没有出现，这深刻地反映了人的神性，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已经降到最低点。无论是皇家还是百姓，最多都只是记得关心自己的祖宗了。至于礼天敬地什么的，充其量也就是出于求神保佑而故作姿态而已。这一点在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莫名其妙地也去搞什么泰山封禅大典这个事情上，就反映得非常明显。
宋真宗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去泰山呢？真的是有很大的政绩或者功劳吗？我不多说，看看史料是怎么说的——
宋真宗在位时，大兴祥瑞，东封泰山，西祀汾阳，粉饰太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在东封泰山历史中，宋真宗是完全不具备封禅泰山的资格和能力的。因为在宋真宗统治时期原本就存在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但是宋真宗为了能够去封禅泰山，他就欺骗天下老百姓，营造了一种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假象首先，宋真宗就和王钦若在中国各个地方，制造了很多祥瑞之兆，以此来表现太平盛世，这样就使自己达到能够封禅泰山的条件。然后王钦若与一些大臣就见机行事，请求宋真宗东封泰山。宋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就是在这样的假象下，宋真宗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宋真宗也是中国封禅泰山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从此以后，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再也没有皇帝东封泰山，封禅泰山的历史从此结束。
关于这场前后历时很多年几乎贯穿宋真宗整个在位岁月的闹剧丑闻，史料上还有更详尽的记载。这里不多引用。
自从我考上1987年考上南开大学后，通过对史料记载与家族传承史的对比，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史料多有疏忽与遗漏，甚至不乏主观与篡改，但对于宋代赵氏王朝的记载与评价，除了正史夸大了其繁华程度，以及野史对“五大名窑”的随意猜测与错误定位形成伪学外，对其皇室的评价基本一致。尤其对他们政治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与张氏家族所传完全一样！
有个问题后人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在宋真宗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搞什么泰山封禅大典了，而是改为祭祀泰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个专挖皇家陵寝的江洋大盗之子孙，知道自己家祖罪孽深重，他弄虚作假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求得天地宽恕而已！宋真宗不遵旧制不依古仪，自己在泰山上胡搞一气，结果就是天怒人怨，北宋混乱的朝政及最后可耻的下场，就是天地的惩罚！所以，避之不及，谁还敢再去沾惹晦气与霉运呢？
即便宋真宗如此大动干戈惊天动地地进行“东封西封”，也没见他开过什么御窑来烧造点好的祭祀礼器，到了以比较节俭廉洁出名的、口碑还算不错的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还出现过北宋难得的“仁宗盛治”，按说是最有条件开办御窑的，但也因为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加上战乱不停，既无兴趣又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开办。其后直到宋哲宗的又一个四十年间，每况愈下的赵氏王朝就更不可能开办御窑了。
既然连宋仁宗都没有搞自己的御窑，怎么就到了日薄西山、亡国之君宋徽宗短短的七八年的政和年间，就兀然冒出了个北宋“官窑”并为明朝以后的人所津津乐道了呢？这其中的真相，还得从张氏家族制瓷业在北宋的发展说起——
张氏家族制瓷业在北宋的发展
虽然到了北宋，辉煌的大唐皇家御窑彻底没落湮灭了，但并不意味着瓷艺也跟着没落了。相反，走下神坛的张氏家族，正好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前面大唐篇讲过，张氏家族制瓷业在汝州发展的缘起。这里就不多说，单说自唐玄宗时代开始，张家带领封地三百户，在汝州的制瓷逐步发展壮大。随着玄宗御窑的发展，汝州民窑也开始烧制明亮色彩的青瓷供海外贸易。不过，因为毕竟是民窑，还是以中档杂色瓷为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史记忆，就是从唐玄宗开元十年恩赐祖宗张说汝州三百户后，一直到北宋末年亡国之前，张氏家族主导了整个汝州的制瓷业。虽然不敢绝对地说，全部都是张家窑口，但起着主导作用是确定无疑的，最好的瓷器也都是出自张家窑口。用现在的话说，那可是纳税大户，也是地方官僚巴结奉承乃至揩油的大户人家。单汝州张氏家族就达好几百口人！
到宋仁宗时代，也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需要，高档次的青瓷开始增多。家史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宋仁宗时代，张氏家族的汝州窑口开始为宫廷烧制礼器，这个时期的汝州青瓷（汝瓷）主要还是灰胎灰青釉质。而这之前直到北宋早起，进贡朝廷的生活用器多是定窑和耀州窑以及南方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其中定窑白瓷的水准其实并不是很高。
宋仁宗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包括定窑耀州窑在内的各个地方窑口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再往后，为了扩大生产，定窑也在继大唐御窑之后三百多年的北宋后期，出现了覆烧工艺。
不过，定窑在继大唐武后御窑——“玉窑”之后，出现覆烧工艺，可不是为提高品质、为了满足皇帝镶金包银的审美需要的单件覆烧，而是为了增加产量的多层覆烧。虽然中晚期也有不错的划花、印花工艺出现，但工艺及艺术表现力绝对不能与大唐御窑器镶金包银的那类划花印花瓷相比。即便在定瓷博物馆也能看到有少量的镶金包银工艺的器物，但工艺很差，而且圈足还不满釉。所以，北宋定窑器在胎质釉质釉色镶包工艺等等方面，与大唐两朝御窑专烧的佛堂供器标准，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定窑作为民窑，也不可能出现高白、洁白、嫩黄、紫黑、漆黑、珊瑚红、天蓝、孔雀蓝、松石绿等五彩缤纷的高端色彩釉。一句话，民窑就是民窑，其装饰水准再高也不可能高过大唐御窑，即便是仅供朝廷的精品，也仍然是日常生活类器物为主，供器礼器的水准可能相对会好一些，但也不可能突然就达到御窑不计成本的高度。更不可能达到与大唐武后“玉窑”专门烧造宫廷佛教供器那种同等的艺术高度，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正是因为赵氏王朝为了掩盖赵匡胤可耻的盗墓行径，刻意隐瞒大唐御窑存在的历史，导致后世对大唐御窑的完全无知，把大唐御窑的划花印花并镶金包银的白瓷，张冠李戴地移到定窑头上，才使得很普通的地方民窑定窑走上了与官窑同等名分的高度，这绝对是是历史的误会，应该得到澄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部分大唐玄宗御窑——“柴窑”所生产的白釉色釉等器物的底部，写有“易定”铭文，也让人想当然地以为是定窑产品。其实“易定”铭文款识与定窑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关于“易定”的含义在大唐玄宗御窑篇已经讲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说话定窑的覆烧工艺，这个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举动，其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没能随着产量而提高，不可避免地退出了向宫廷提供贡瓷的行列。所以，正如我前面所说，连进贡的资格都因为芒口过于粗糙而被剥夺，一个被宫廷抛弃的民窑品种，只能步步走向衰落。怎么可能还会在北宋晚期，出现那么特别高档次的印花及镶金包银工艺的艺术品呢？如果稍具这个简单的逻辑常识，故宫那些此类此物就一定会被重新考量，从而有可能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可惜后世一直在一知半解以讹传讹的泥沼里难以自拔......
另一个后果就是，定窑的退出有力地促进了本来就很不错的张家汝州青瓷，向更高等次发展——随着贡品的不断追加，汝浊釉的青瓷颜色不断改进，由各种较深的杂色向浅淡的灰青转变，最后,因为品质的不断提升，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高档天蓝色釉器物出现，并且由大器垫烧出现了小器物满釉支烧工艺，胎质也由档次较低的灰胎逐步向较高档次的白胎提升，而高档品质的器物多数用在佛堂供器和祭祀礼器，张氏家族有这类专为自家佛堂量身定做的高档器物如香炉等器物传承至今，其品质之高世所罕见。可以想象这类高档器物是可遇不可求的，数量肯定也是极其稀少的。
由于受到宫廷的重视，张家汝州青瓷超越了本来水准就不是很高的定窑和南方的清白瓷器、耀州窑青瓷等当时的著名窑口。也就是说，在定窑出现芒口之前，张家汝州青瓷已经成为朝廷贡器了，但一直都波澜不惊、相安无事，直到定瓷因质量下降被宫廷所弃用，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开始走上历史前台。
有了上述的背景，就很好解开一些历史悬案了。关于北宋五大名窑之说，史料基本上都是自南宋后尤其是明朝早期的好古又好事之徒的肆意猜测与臆想的结果，与历史的真实差之千里，基本都属于以讹传讹，不足为训！更不能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稍有见地、值得解释的不过寥寥数语而已。其中就有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两句并非出自正式纪录但又被奉为圣旨的话——“汝瓷宫中禁烧，玛瑙入釉、惟御捡退方可出售，近尤难得”什么的；还有一句就是——“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瓷”。这是仅有的稍稍靠谱的两句！后世人纪录前朝人的事情，多是采用这种寥寥数字的方式，无奈现在的人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理解看似寥寥，含义却相当丰富的这两句话。
“汝瓷宫中禁烧。。。惟御捡退方可出售”这一句，几乎人人都叨叨，却没有重视其中的逻辑关系，总是一带而过，把重点放在后面一句了。单从字面上看，是很难理解“宫中禁烧”的。而历史的真相是——
大概是在宋徽宗登基后的前两年吧，张氏家族真的摊上大事了！进贡的青瓷中，出现了为数极少的窑变即在天蓝釉上产生的蓝中带紫色斑块的器物，这是因为皇室贡瓷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张氏家族汝州青瓷为了提升档次，使用了金石入釉的家族传统工艺的结果。至于是不是玛瑙就没有明确地说法，早在大唐御窑时期，张家高档瓷艺标准就是“金石入釉”，其中金或银粉铜粉是肯定包括在内的，石头类各色软玉肯定有，至于有没有玛瑙就不知道了。反正家史传说中没有明确提及有玛瑙。
没想到喜欢作画的宋徽宗见到后，竟然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认为这种从未出现的多种釉色于一身的精美瓷器，超过了他喜欢的奇石，那自然天成的多彩图画，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画作。于是，他便下令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不准再烧此类釉色的器物！干嘛呢？他无非是想把这种多色窑变器据为己有而已！因为到他那儿为止，北宋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瓷器品种呢！于是，他除了下令张家禁烧，还同时征调张家的熟练陶工，到汴京去为他一个人专门烧造此类天蓝窑变釉新品种。这就是宋徽宗在京师自置官窑的前因后果。
这就是说，宋徽宗的所谓“北宋汴京官窑”的产品其实就是当时新出现的窑变釉！而不是早就烧了很长时间的汝瓷。因为当朝根本就没有什么钧瓷汝瓷的说法，都是到了南宋，才开由产地命名瓷器品种的先例！当初出现那个新产品时，张家称之为“花瓷”，即所谓官钧不分，官汝不分的初创阶段。那么后一句“惟御捡退方可出售”是怎么回事呢？请往下看——
张家汝州窑口烧出天蓝釉窑变彩新品种后，宋徽宗一面下令张家禁烧这种品种，一面同时下令，张家所烧的所有青瓷，不管是什么釉色，都得等宫廷先行把精品挑选之后，其余次等的方可在市面出售，目的也还是为了垄断张家所烧造的高品质的精品。所以单色釉的青瓷（汝瓷）汴京官窑绝对不会再费劲烧造的了，他主要精力就是搞窑变釉！
由于汝瓷精品难得，不可避免地会被迫出现私藏私售的现象。因为喜欢这类高档瓷器的有钱人多了，谁不想拥有？但好瓷器是看运气的，可不是随时都能出现，想要的人恐怕要排队等待吧！所有才会出现在张氏家族的张公巷窑址，发现了二十几件完整器物这样的事情。那肯定是当年私藏后，还没来得及卖完就因为战乱需要撤离而被迫遗留的！至于精品难得一见到了什么程度呢？据家史中常常用的一句老话——为得一件好，必定百件碎！不能出售的残次品多得要运出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空地掩埋！
“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句话也是被人简单理解为——因为定瓷出现芒口之后，皇帝才命令汝州烧青瓷代之！请问如果没有基础没有形成气候怎么能说烧就烧？甚至还有人在“芒口”上大做文章！说什么是指光芒！难道那个时代没有光这个字，非得用芒来代替不可？其实“芒口”这个说法与其工艺是同时在大唐武后玉窑出现的，也是张氏家族所创新工艺和约定俗成的说法。“芒”就是口头语“刺芒”的简称而已。再说了，只要是瓷器都会有光，不至于因为这个大做文章吧？这不成了“因噎废食”了嘛！可以想见这些人的思路是多么的奇怪，可以不客气地说，差不多是在钻牛角尖儿了！
这两句话里面隐含的两个重要内容却很少有人去深究——汝州什么时候开始烧青瓷？命汝州什么人烧青瓷？难道之前汝州没人烧青瓷，到了这个时候皇上下令才开始烧的吗？这两个问题不去深究就是落得现在这种可笑的理解。事实是，汝州烧青瓷的历史，并且成为贡品的时间不知要早于定窑出现芒口多少年！
皇帝是命令早就在烧青瓷的张家窑口，再增加烧造些可供宫廷御用之类的高档青瓷，以补定瓷之缺！所以张家汝州青瓷窑口中，有几家就在较为短暂的几年时间里，成为皇家指定的专烧贡品的窑口。但绝对不是御窑性质。不过就是根据来样烧造，挑完了付钱。烧不好自认倒霉！至于“汝窑为魁”这四个字，也是很好理解的，不过是与其它地方的同类青瓷相比较而言的结果，而不是与其它种类的瓷器的比较。不同种类的瓷器没有那么大的可比性。
宋徽宗对张家不知烧造了多少年的汝州素面单色的青瓷，不管颜色由深到浅、档次如何提升，一直都是熟视无睹，顶多就是把上好的精品挑入宫中。但是，偶然出现的窑变彩釉却立马让他心有所动，还不惜开办官窑督造。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在青瓷提高质量改进工艺的过程中，偶然新出现的“窑变釉彩”要比那些光素一色的汝州青瓷更让宋徽宗感兴趣。后者尽管烧造贡瓷，但永远都属于民窑口，而“窑变釉”才是宋徽宗设置汴京官窑的目的及其成熟产品，尽管没有在他手中发展起来。到了金代，窑变釉才真正开始了大发展，成为了一代名瓷。这个后面会再叙述。
在张氏家族传承史中，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在中期“仁宗盛治”几十年才有较大发展的北宋时代，确实有“五大名窑”。不过与现在所误传讹传的“汝官哥钧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是由盛极一时的四大民窑和仅有的一个汴京官窑所组成。
这五大名窑按不同地方窑口排列就是：汝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青白瓷）、定窑。再加一个确实存在的汴京官窑，产品就是成熟的窑变釉和刚刚仿造出来、因为时间较短还不是非常成熟的开片青瓷（南宋官窑的萌芽阶段）。至于其它如南方的龙泉建窑，整体上还是上不了高档次的。这个真实的北宋“五大名窑”简称为“官、汝、耀、景、定”。这个排位应该是最大程度接近北宋“五大名窑”真实历史的。
至于后世所传的“柴官哥汝钧定”五大名窑，其最初出现的本意，应该是肇始者根据明朝宫廷所收藏的相对应的实物，按照不同的由头进行命名的。其中，柴窑和官窑是完全根据底部的“柴”字和“官”字铭文款识；哥窑是根据金丝铁线和紫口铁足特征；汝窑是根据天青天蓝粉青等釉色；钧窑是根据窑变；而唯独定窑是由釉色（主要是白色）和底部“易定”铭文这两个方面来确定的！即便是这样命名，但把它们全部归于宋代甚至北宋，最早也是上溯到五代柴荣时期，都是非常牵强的！
现在处于某种心理的、甚嚣尘上的、口口声声“汝官瓷”的现象，是很荒唐可笑的！由此所衍生的观点与说法，貌似很有道理实则同样属于牵强附会之伪学！“官钧”一说倒还能沾点边。想把北宋官窑往汝瓷上套，绝对是费力不讨好。与其缘木求鱼，不如把考古的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大唐两朝都建在洛阳的武后和玄宗御窑上更为合适！而后朝提到的所谓的“北地”绝对不能排除洛阳，称洛阳为“北地”，是与南方杭州南京等地相对而言的。
根据家族传承史对有关北宋史料的澄清就到此为止。下面简要叙述一下相对比较神秘的所谓“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情况。张氏家族所全程参与的详细过程及故事，以后还会在长篇纪实《御瓷传奇》中专门介绍。
待续未完，敬请关注——两宋官窑的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