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林则徐恐怕是得到过最多赞誉的历史人物之一。
百余年来,林则徐的民族英雄地位虽是一以贯之,评价的侧重却大有不同,从最初的“剿夷”先锋,到后来的依靠人民群众反侵略,维新派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评“开眼看世界”的开放先驱。这面貌不可谓不多变,这地位也不可谓不崇高……
但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开放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林则徐的历史形象逐渐被颠覆,甚至有激进的观点人物林则徐是“历史罪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林则徐昏聩蒙昧,在广东禁烟期间,没有和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合作,使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失去了在和平状态下成功的可能,反而因为他眼高手低,做出的一系列无视近代文明基本准则的颟顸愚蠢的错误决断,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是《中英南京条约》的国耻!
那么,哪个形象才是历史上更真实的林则徐,是昏聩蒙昧的满清封建大臣,还是传统说法中锐意进取的政治家?
首先,作为一个传统形象中的改革者,林则徐是不合格的。真实的林则徐不像一些书上所写,那么英明神武,是“放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但他对于改革没有实际行动,连公开宣传都没有。当两广总督徐广缙,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则徐回答说:“民心可用”。这无疑是高调和空谈,丝毫没有谈到改革,也看不出什么变革的新气象。
其实,林则徐是传统的士大夫阶级中的精英代表,与士大夫们的一贯主张一样,林则徐既不肯屈服于外辱,但也不肯主动提倡改革。有后世的批评者毫不客气的指出: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落后的时人奋斗。
由此林则徐的形象也被两份,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他的失败是投降派造成的;另一个真的林则徐,他知道中国落后于世界,可他却不想让人知道;他不能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的舆论和行动,相反,林则徐还要遮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一直存在于一种迷幻的错觉之中。在这种错觉之中,林的自身形象得到了维护,可是一个民族从落后中奋起的时机却被耽搁了。
而林则徐另一个让他的“历史反对派”们垢病的错误就是用粗暴的方式处理禁烟问题,直接诱发了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国运沦丧百年。
不得不承认,林则徐的广州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收缴烟膏、烟具,很快沦为形式主义。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1000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邓与林则徐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
另一方面,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在晚年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中国百姓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进而造成白银外流。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单就禁烟而言,林则徐的主张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倡并实施的盐铁专卖制度类似,不过是用国家垄断的方式,打击中外商贾,收鸦片贸易利益于清朝国库。
林则徐在禁烟期间,另一个莽撞的做法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与以往想象相反,英国政府没否定中国有权禁烟:英国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会对中国有利。然而,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一点并没有要求,因为他们没有要求的权利。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利禁止鸦片的输入,英国臣民从事于违禁贸易的,其后果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
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当然,鸦片战争其实是中英两个帝国国家利益冲突的必然后果,它并不会因为有一个作为鸦片贸易的坚定反对者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和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就发生改变。把鸦片战争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加于中国身上的耻辱,完全归因于林则徐,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而关于林则徐有改革的机会,却坐失良机的说法也不靠谱。在当时整个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的很多看法和主张已经是相当“前卫”的了,“开眼看世界”的美誉也绝非虚言。林则徐的“光看不做”,更多的是他所代表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无作为,或者说他们还没有“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前诸葛与切肤之痛,从天朝大国春秋梦里回过神来。作为后来人,我们如此苛求思想尚处于近代化启蒙前夜的林则徐,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时代变迁了,对于林则徐的评价也开始多了一些声音,但其中有些声音一棒子将林文忠公打倒,非要说他是民族的罪人,就有些不讲理了。毕竟他只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位士大夫,不是当今读过博士的领导干部,你非要他有搞改革开放的觉悟,非要他有扭转乾坤的手段,太过苛责了。因此,与其我们说他这个人如何,莫若还是说说那个时代吧……
从鸦片战争后,读书人意识到了晚晴封建意识上的守旧与西方科技文化的冲突,开始思考怎么样把晚清从社会守旧制度的泥潭当中拉出来?以及中国学术从自身进行突破,走向改革的道路。为什么当时的思想家开始集中研究日本的科学知识?理想的仁政和外部刺激的改革,对于当时的晚清社会,又是怎样一部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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