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家庭经营为主
宋鱼子纹歙石“婺水刘家”铭抄手砚
制砚往往由砚工个体独立完成，从相材、构思、设计、到制作，都与砚工的艺术禀赋与手技艺密切相关。家庭经营，由于产权清晰，既有利于调动砚工的生产积极性与艺术创造性，又方便手工技艺的保密与传承。
1995年10月江苏省宝应县城区安宜东路宋代墓群12号墓出土一方铭文抄手形歙砚。长17厘米，宽11厘米，高2.5厘米，残重350克。此砚青黑色，平面为长方形，砚面倾斜呈弧坡形，墨池较深，砚面隆起。砚背浅刻竖行铭文“婺水同家龙尾细砚子囗”，行书，字体遒劲、流畅。此砚当为婺源县的“同家”作坊所制。流转品中，刻有工匠姓氏的宋代歙砚则更多一些。
二.砚石开采中的团队化作业
宋鱼子纹歙石“婺水刘家”铭抄手砚
《歙州砚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罗纹坑。在眉子坑之东。李氏时发。地向属王仁高，今绝籍。为砚户戴义八人共请之。岁输山税三十金。
原文虽未讲到砚户们对罗纹坑的砚石如何开采，但既然是“砚户戴义八共请之”，并且一起承担“山税”，那么只能是团队化作业，共同采发矿石并进行分配。否则的话，“八人”中的人可以任意采发，如何保证公平？恐怕早就吵翻天，要打官司了。顺便带一句：其时资源税的税负是相当轻的！砚户们采发一年的矿石，只须交纳“山税三十金”。只相当于一方砚的售价。
宋绿黑双色澄泥抄手砚
宋绿黑双色澄泥抄手砚
这是民间的团队化产石，更多的则是由官府组织。其主要体现在知名度高、生产规模大的端砚、歙砚生产中。如歙砚中“其石有青绿晕”的“驴坑”，“景祐中(1036年左右)，曹平为令时取之；后王君玉为守，又取之。近嘉祐中(1060年左右)，刁璆为尉，又取之。”端石开采中，此种情形也屡见不鲜。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就有官员报告：肇庆府之砚石，岁凿不已，致江水渗入，今则候冬月岩水稍浅，命农夫车水，砚匠伐石。
史书中甚至还记录有官员强迫石匠采石身亡而被罢官的。光宗绍熙元年(1190)，肇庆知府林次龄“辄差虞兵，监勒石匠深入岩水打砚，致伤损身故”，被广东提举刘坦劾奉罢官。
宋端石异形夫妻砚
这是由于歙砚、端砚等优质砚石矿产资源匮乏，开采难度日益增大，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贡砚、赠送达官贵人、收藏等原因，不得组织团队化作业。歙砚有的石坑“麻石三尺，中隐砚材数寸而已。犹玉之璞也。坑往往在溪涧中，至冬水涸，合二三十人，方可兴工。每打发一坑，不三数日必雨。雨即坑垄皆湮塞。较其工力，倍金银坑中取矿者。”而端溪下岩，“穿洞深入，不论四时皆水浸。治平中(1066年左右)贡砚，取水月余，方及石。”故苏轼《端砚铭》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另一位诗人王庭珪(1079—1171)也有“端溪之水深莫测，千夫挽绠下取石”之句。
有些地方官员为获取优质的砚材，甚至不惜工本，大兴土木。与苏轼同时代的陈密，在任端州地方官时，为开采端溪下岩石，专门组织人力在坑洞内开挖了一条排水渠。“下岩。……岩有两口，其中则通为一穴。大穴，取砚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号曰水口。即陈公密所开也。”而歙州的地方官为得歙砚佳石，竟然令大溪改道。“景祐中，校理钱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是由别道行，自是方能得之。”
三.制砚大作坊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宋歙石“婺水蓝家”铭抄手砚
蔡襄写于仁宗皇祐癸巳年(1053)的《砚记》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岩侧，家蓄石工百人，岁入砚千，数十年无可崔意者。”居住于端岩旁的崔之才开办的制砚作坊，有石工100人，每年生产的端砚超过1000方，且经营时间达数十年。尤论其企业用工人数与砚台生产规模，都可以与90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年代国营肇庆端溪名砚厂，集体所有制的歙县歙砚厂、婺源县龙尾砚厂相媲美，而且前者生存的时间更长!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两浙、江东、福建等路，一些无地农民——客户，一部分转化为商人，一部分受雇于他人。后者同主人的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制砚业中脱颖而出，如同在大的纺织作坊中一样。
宋歙石“婺水蓝家”铭抄手砚
崔之才的制砚作坊并非个例。歙砚也有这样的大作坊。“歙之大姓汪氏，一夕格，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庄户，砚工也。”请注意，何远在此点明“庄户”为“砚工”，而非“砚户”。其与“大姓汪氏”的关系属雇佣关系。只不过作者没有记述汪氏的制砚作坊有多少砚工。此“汪氏”，会不会就是砚藏家唐询的《砚录》所记的委托代购“二州之石品第一者”中，与崔之才齐名的“汪琮”呢?
崔之才是一位砚台经营奇才。皇祐癸巳年，崔之才作坊的砚工意外地得到了一枚“紫龙卵”石。制成砚后，“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当中晕七重。”“微近手，则润泽可劘墨矣。”崔生果断地抓住这数十年一显的机会，成功地策划组织了一次企业形象广告活动。“不远千里，授使者以来”将砚赚送给被苏轼称为“本朝第一”的大书法家蔡襄。驰名海内的蔡襄受宠若惊，“斋戒发封，诹吉日，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高鼠须笔”，写下了一篇《砚记》。嗣后广泛流传，大大提升了崔之才与他的砚作坊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崔生此举，以小搏大，赚足了眼球，可为一本万利，并且借此使自已得以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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