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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气候政策进展令人失望之处颇多。
美国,几年前还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被期望在全球气候减缓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仍在建设燃煤电厂。
尽管全球排放量持续增加,COP25却未能达成气候界一直呼吁的,采取坚定行动的承诺。
如果气候科学家的严厉警告不能促使人们采取严肃的行动,那什么能促成行动?
在中国,未来的可能方式之一是空气质量。
近年来,改善空气质量是一个能迅速采取果断行动的政策领域,决策者愈发将其视为短期内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长期变化的领域。
中国的空气污染在1月的“空气末日”达到最低点。
当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的PM2.5数值持续创纪录,这导致公众对恶劣空气质量的强烈抗议。
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总理李克强宣布“向污染开战”。
此后,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以减少空气污染,包括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国务院-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减少污染物排放。
结果,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空气质量取得明显改善,大多数地区达到或超过了《大气污染和防治行动计划》中确定的目标。
至间,覆盖70%人口的地区PM2.5浓度下降了32%。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加强发电厂和排放密集型工业部门的排放标准,升级工业锅炉,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清洁燃料在住宅区的推广应用。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这些行动应当带来最大的空气质量和气候的协同效益,这种结果早在已经显现出来。
在碳方面,最近的一项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趋势的研究表明,空气质量政策促成了结构性变化,并导致到间排放量的下降。
能源基金会中国目前正在支持协同效益的研究。10月曾举办有关城市一级空气质量达标和碳排放达峰的研讨会,以及1月关于长期空气污染控制目标下空气和气候效益的研讨会。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的决策者们开始将空气污染控制政策视为一种促进能源使用和经济运行方式结构性改变的方法。
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是,尽管中国许多地方的天空比十年前更加晴朗,空气污染仍然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水平,并持续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
最近几周,尽管由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实施的控制措施,经济活动和车辆行驶量显着下降,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仍然很高,这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空气质量的关注。
这表明,尽管已经获得一些容易取得的成果,但人们对健康问题的担忧仍是雄心勃勃的空气政策的深层次驱动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中国不在改善空气质量问题上“吃老本”,那么它将继续成为脱碳行动背后的政治意愿来源之一。
关于作者:Diego Montero 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战略顾问,负责机构研究、传播和战略规划。在加入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前,他服务于国际非营利组织,包括曾在能源基金会中国工作过五年时间。Diego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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