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有一种肩章是两杠四星，这就是大校军衔的标志。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此衔，有些国家甚至不承认大校是比上校高的军衔，而认为是资格比较老的上校，因为他们没有大校的概念，上校上面就是将级军衔了。但在我军它不仅是独立的一个衔级，也是跨职务最多的军衔，围绕它还发生了很多不寻常的事儿。
（1955年授衔典礼-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当时军官设帅、将、校、尉四等十四级衔阶，兵设士、兵两等五级衔阶，将、校、尉均设大、上、中、少四个档次（准尉当时未算正式军衔）。大将当时共授10人，直到1965年军衔制取消也没有人再晋升到此衔，但大校作为校级的最高军衔则授予了很多人（首次被授予大校军衔的近1300人）。有的军长的编制军衔是中将，而当时在职的军长和军级政委中只有8人授予中将，54人授予少将，还有4人被授予大校军衔，师长的编制军衔是少将，73名在职师长政委中，只有３人授予少将，70人授予大校。1960年取消了一职一衔和一职二衔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大多数职务设三衔。当时规定，大校军衔可授予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四个级别，跨度较大。
（55式大校礼服）
1955年，应授将军军衔的军长政委授予大校的有4人，一个是24军军长梁金华，他1953年便当了军长，1956年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时，司令员是中将，副司令员中有中将、少将，同级别的政委、甚至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都是中将和少将，只他是大校。1961年8月，他晋升为少将。另一位则是一直没有当上将军的“无衔将军”尹先炳，朝鲜战争中的16军军长，我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两个正军级的大校政委是60军政委刘暄和13军政委张力雄，他们均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如此，这四个正军级主官比同职务的都低了一到两级，比当时编制军衔低了两级。
（尹先炳军长）
有趣的是，与高职低衔相反，还有一些团长营长也被授予过大校军衔。1959年，刚刚组建的地空导弹某部二营，在营长岳振华的指挥下，一举将一架窜至北京上空的美蒋高空侦察机从万米高空击落，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1962年，岳振华再次带领二营击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主席听完岳振华的汇报说：“打下一架飞机就给你肩章上加一颗星。”岳振华四战四捷，于是成了唯一的“大校营长”。
（大校梁金华）
（晋升为少将后的梁金华，肩章看不清楚，可注意帽徽和领花的变化）
1988年，恢复军衔制，校官设置仍为4级。大校军衔可授予大军区副职、正军职、副军职、正师职和副师职等五个级别的军官。比55年跨度更大，这显然不太合适。1994年5月修改为，大校军衔只授予副军、正师和副师三个级别的军官。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两位团长被授予了大校军衔，一个是某陆航团团长，一个是某试飞团副团长。另外，还有一位军长也授予了大校军衔，但后来又晋升为少将乃至中将。
（图中为88式大校肩章）
大校军衔，两杠四星，威风凛凛，大气华美，是我军军官中杠数和星数最多的衔级，这本身已是无尚的荣耀。一位优秀的军人，从一杠一星的少尉一路走来，直到两杠四星的大校，是倥偬岁月、戎马生涯在肩头的沉淀与积累。他们披星戴月，守卫边关，肩扛卫国重任，身负人民重托，以一腔热血捍卫国家尊严，让颗颗银星映照铁血人生。壮哉！
（地空导弹二营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