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Tatiana Plakhova
文/《伦理学研究》第5期
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起源和理论转向
戴兆国
对于康德前批判和批判时期的分界问题直接导致对其道德哲学思想转向的定位。至少早在18世纪60年代，康德的反思活动就已经奠定了其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经过60到70年代20多年的沉潜，我们发现康德的思想在主要的方面基本已经构筑起未来哲学的大厦，道德哲学也不例外。因此简单地从表面上对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无实质的意义。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一般都被划分成两个时期，以1770年的就职论文为标志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与此相关，康德道德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康德道德哲学的最初兴趣何时产生？其道德哲学思考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批判时期成熟的道德哲学着作是否有理论先导？为此需要深入到康德思想发展的深处，揭示其发展脉络和变化的特征。
关键词：康德；道德哲学；前批判时期；理论转向
一.前批判时期
1.兴趣的产生以及对道德哲学关注的开始
康德所处的时代沐浴着启蒙的阳光，这是促使康德去探寻哲学的永恒基础。在启蒙的时代里，理性的精神力量被当作是无限的。理性能力的信心注定导致这样的设想，即建立一个最终的和毫无疑问的基础不仅对道德而且对形而上学和美学都是可能的。另外休谟对康德的影响，也是促使他思考哲学的原则和基础，从而使他改变了对待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哲学的态度。
事实情况表明，康德早在1756年就开始了伦理学的讲演，并且在其学术生涯的终结之前一直在研究伦理学。这说明康德对于伦理学研究的兴趣并不是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之后。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康德非常早地对道德哲学就产生了兴趣，无论在他的着作里还是在他的大量通信当中。与其说康德的伦理学着作是他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研究的结果，不如说第一批判和《导论》是康德伦理研究兴趣的生长点。
除此之外，生活本身也是哲学思考特别是道德问题思考的源泉。康德早年的教养和环境对康德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家庭传统的虔敬派宗教使康德对沃尔夫学派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兴趣。沃尔夫是一个神学道德学家，其自我实现的哲学来源于莱布尼茨。虔敬派则要求一个人要让自己的行为在爱的态度控制之下。二者的基本不同是，一个要求神学的绝对安静的行为，一个是在每天处境中道德的自由反映。
康德的性格对于其学术发展的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德似乎给人一种严格的冷峻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不确实的。康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原始的冷酷和无感情的理智的形象。康德的着作充满着激情和智慧。一个听过康德伦理学课程的人这样写到：“康德不只是一个推理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充满精神的演讲者，就像与理智的满意一样，他带着自己的心和情感。是的，听到这样的纯粹的和崇高的德性理论而且是从其创作者的富有哲学的雄辩的口中说出来，简直让人狂喜不已。啊！多少次感动得让我们流泪；又如此猛烈地刺激我们的心灵；多少次地提撕我们的精神和情感，使我们从自私的幸福主义的束缚中提升到纯粹的自由意志的自我良知中，进而无条件地去服从理性的法则和充满义务的无私的高贵情感。这个不朽的圣人出现了，被巨大的力量激发了，我们带着惊奇聆听着他的话，也被他激发了。他的听众如果没有变成好人，那就肯定无法摆脱他的道德哲学的片刻的影响。”[1](P6)
康德从他研究哲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背离过自己的出发点，即为所有的哲学原则确立一个有限的和普遍有效的基础。
在对哲学有效基础研究的过程中，道德哲学一直是康德关注的重点。康德写到：
“道德的世俗智慧具有这种特殊的命运，即它比形而上学还要早就得到了科学的外观和缜密的声誉，尽管这二者在它那里一个也遇不到；原因在于：行动中善与恶的区分和关于道德上合法性的判断，直接地、无需绕道借助人们称之为感情的东西证明人的心灵，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并且正确地认识到；… …所以我将阐明人们研究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2](P311)
由此可见，康德把人的常驻不变的人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基本点明了他将来道德哲学研究的方向。这一点也是后来卢梭和英国道德学家所以能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为了更好的全面把握康德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思考道德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需要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观点进行一点分析。
2.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人生态度
康德早期的几种着作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但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道德问题相关。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康德对道德问题如此之关注，为何其成熟的道德哲学着作只到1785年才出现呢？我们的看法是，因为康德认为道德哲学的根据是来源于对形而上学特别是认识论问题研究的结果。只有把握了知识的本质，一个人才有可能回答道德的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写到：
“根本的目的不是最高的目的，它们中间(就理性完全的系统统一性而言)只能有一个惟一的最高的目的。因此，它们要么是终极目的，要么是作为手段必然属于终极目的的从属目的。前者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全部天职，而探讨这种规定的哲学就叫做道德哲学。由于道德哲学与其他哲学相比所拥有的这种优越性，在古人那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把哲学家特别理解为道德学家。”[3](P658)为了达到最高目的，不能回避根本的目的。尽管第一批判远远超出了第二批判的影响，但康德早期对于道德哲学的兴趣是毫无疑问的，说明这个事实就是本文的任务。
从1755到1759年之间，康德发表了11篇论文，9篇都是研究物理学的。尽管这些论文表明康德开始关注人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是直接与道德事件和道德问题相关的。但变化很快出现了，几乎60年代的所有着作都表明了康德对道德研究的潜在的兴趣。在1759年的《试对乐观主义做若干考察》论文末尾，预告了当年的冬季课程，就开始包括伦理学了。
不过，我们尽管不清楚康德对于人的问题尤其是伦理学问题的兴趣确切产生自何时，但从他研究、讲授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形而上学等都可以发现康德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自然那里，相反，人倒是他常常关注的重点。如他在1755年《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理论试论整个世界大厦的状态和力学起源》中指出：“事实上，如果人们让自己的心灵对这样的考察和上述的东西思索一番，那么，在晴朗的夜晚遥望繁星密布的天穹，就会是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感到一种享受。”[4](P342)
在紧随其后的一封信中，即1760年给丰克先生母亲的信中，康德也表达了对生活和命运的一种看法。不过康德此时对于自己研究领域的关注还只是停留在一种自发的状态，并且通过身边的事件和自己生活的变迁来观察和理解社会和道德问题。当时，世界性的启蒙思潮已经潜在地埋下了影响康德思想变化的种子，这就是来自法国和英国道德哲学思想对康德产生的直接刺激。
3.卢梭和英国道德哲学影响的双重性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两场伟大的伦理学运动在欧洲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英国道德学家的理论，一个是卢梭的理论。可以说，康德在60年代对道德哲学的主题的关注，都受着这些理论的影响。
与启蒙运动单方面强调理性不同，英国道德学家注重于道德情感理论，他们的主张可能有些差异，但都认为存在大量的道德情感和事实。卢梭的自然人理论强调回归到人的自然状态，并希望通过一种遵循自然的教育活动培养人类的道德情操。二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把人的感性存在作为人的道德生活的前提，并且强调人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本质对于人的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对于康德来说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康德不是单方面接受这些思想，而是在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悄悄的开始了自己关于道德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对道德形式原则的反思为起点的，也是康德开启未来道德哲学之路的发端。
这首先表现在康德1763年应柏林皇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论文当中，即《关于神学与道德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在这篇着作的最后的三到四页当中康德直接讨论了伦理学。
康德是从责任(obligation)概念开始讨论道德问题，这是他后来成熟时期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康德指出，责任这一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还鲜为人知，必须予以指明。康德说“人们应该做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而放弃别的事情，这是每一种责任所遵循的公式。”[2](P300)在紧随其后的一段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已经区分了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康德指出每一种应该都表达了一种行动的必然性，并且有双重的含义：一是说，当我期望某种别的东西作为一种目的时，我应该做某事，这是作为一种手段，是手段的必然性；一是说我直接做某件别的事情，作为一种目的并且使之成为现实，这是目的的必然性。
按照康德的理解，最高规则是不容易被轻易证明的，或者说不存在能够证明的最高原则和规则。对康德来说，原则的意义就在于与结果不相关，就是目的自身(endsin them-selves)。进而他提出了近乎命令式的规则根据的表达形式，“做通过你而成为可能的最完美的事，这个规则是所有行动的责任的形式根据；放弃那阻碍由于你而极有可能的完美性的事，这个命题则是就放弃的责任来说的第一个形式根据。”[2](P301)这里显示了康德不仅有沃尔夫思想的影响，也有自己最初思想的产生。
此时，康德已经开始对如何确立实践的最高道德原则提出了反思，隐含着推向这一原则的契机。这篇征文总的结论是：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的建立要依靠对实际经验的混乱和复杂概念的分析来达到，这种分析要一直进到不可再小的因素那里。在这种分析中，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都揭示了两种不可再分的最小的原则：一个是形式的，一个是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形式的第一原则是同一律和矛盾律。相应的道德原则是责任形式原则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表达(责任对于行为的完全表达也是积极的和消极的)。认识与形而上学相关，感情与道德相关。
1763年10月康德写作了《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1764年发表。这是康德前批判时期最最直接讨论和分析感情的一篇着作。在这篇着作中，康德首次明确地提到了卢梭的影响。康德写到，人感受到他自己本性的尊严。[2](P212)康德认为教育的尚未揭示的秘密就是要摆脱这些神秘感，在此显示了《爱弥尔》对康德的影响。
在《将负值概念引入实践哲学的尝试》(1763)一文中，康德认为普通的民众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但是谈论一切，并吹嘘自己所谈论的一切。康德认为卢梭使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年届四旬的康德就曾经写到：“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5](P2)
如果我们从形式上说，康德60年代的思想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是可以存为一说的。但实际情况不仅如此，1763年的征文对于道德形式原则的探寻就表明康德反思问题的方向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与1770年的就职论文相比，虽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但反思的明确方向则基本确定了。因而，我们认为，卢梭和英国道德学家的双重影响促使康德走上了自己的哲学之路。
康德从对道德经验的关注自觉转向对道德原则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就职论文中，可以说这是康德道德哲学体系奠基的端倪，也是我们探寻康德道德哲学思考转向基本完成的标志之一。
4.道德哲学理论转向的基本完成——就职论文
1770年8月20日，康德宣布了他的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就职论文虽然是以探讨认识的形式原则为目的，但其深蕴的意旨则是为了寻求道德哲学的基础而发的，也就是康德转向道德哲学形式原则思考的标志。
康德在就职论文中谈到道德的问题时，指出理论意义上的完善属于最高的存在者，即上帝，实践意义上的完善则是道德上的完善。“因此，就道德哲学提供了首要的判断原则而言，它只有凭借纯粹的理性认识才能认识，因而属于纯粹的哲学。”[2](P402)而伊壁鸠鲁以及莎夫茨伯利的支持者把道德的标准引入快乐和不快乐当中，则必然遭到批评。这里的纯粹的意义就是绝对的先验的意思。康德强调的有两点：一是道德概念不是通过经验获知的，二是道德的状态属于纯粹哲学讨论的范围。这是就职论文当中直接涉及道德哲学的主要表述。
在1768年5月9日《致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的信中，康德同样提到这一点：“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认识人类的能力和爱好的真正规定性和局限性之上，我相信，在涉及到道德的地方，我终于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目前，我正在研究道德形而上学。在这个领域我相信自己能够提出明显的、蕴意丰富的基本原理和能够说明问题的方法。”[6](P24)
整个60年代，康德一直致力于寻求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正确的哲学方法，同时对于伦理学问题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他试图确立纯粹的、形式的和最高的道德原则，为实践哲学奠定基础，也是康德理论的主要目的。基于康德这样的理论，希尔普指出在就职论文中，康德显示了一种伦理学的转向，就像门策尔指出的那样，在就职论文中，康德伦理学的最有意义的转向发生了，就是从一种感情基础的伦理学转向理性中心的伦理学。[1](P104)这也是康德就职论文的主要目的之所在。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1763年的征文就开始了这种转向，就职论文应当是这一转向的基本完成。
在经过了长达的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之后，康德并没有急于创作道德哲学的着作，而是又经历了多的沉思和讲学的实践，对自己思考的问题一再地作出反思和论辩，从而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转向。无疑这一过程也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对于从事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这是极其富有借鉴意义的。以下我们就来分析这一复杂的进程。
二.18世纪70年代康德对道德问题的沉思
1.对于以往道德哲学理论的不满和批判
理论的创制不会是空穴来风，先在的理论总是给后起的观点提供一种资源性的前提，康德的道德哲学理论的创造过程也是这样。康德在对以往道德哲学理论的分析研究中发现了各种理论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自己的不满和批判性的意见，这通过一些通信和手稿被保存了下来。我们就70年代早期的几封通信以及贯穿于70年代康德沉思录手稿的内容分别进行分析。
在1770年9月2日给兰贝特的信中，康德提出自己并不满足于就职论文的观点。“感性的普遍法则在形而上学中不适宜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形而上学的关键，却仅仅在于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基本原理。”[6](P27)纯粹道德实践哲学也找不到任何经验原则，需要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形式加以改变。
9个月之后，在1771年6月7日给赫茨的信中康德仍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不满。康德认为门德尔松和兰贝特教授的判断是有意义的，即确定地、清晰地认识到建立在人类心灵力量的主观原则之上的东西与涉及到对象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在整个世界智慧中，甚至对于人类最重大的目的，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为此，康德说他正在详细写作一步作品，标题是《感性和理性的界限》。“它包括了为感性世界规定的基本概念和法则的关系，以及对鉴赏力学说、形而上学和道德的本性的构思。”[6](P29- 30)由此可见，康德试图寻找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方法上二者有相互切近的关系。
在1772年2月21日给赫茨的信中，康德再次提到了这一点。而且此时的康德设想的《纯粹理性批判》包括两部分内容，即理性认识的本性和实践认识的本性。第一部分包括形而上学的本源、方法及其界限，第二部分是德性的纯粹原则。[6](P32- 34)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都依靠于纯粹理性，因为它们都和形式原则相关。
从这些表述能够看出，康德已经开始构筑自己哲学大厦的根基，把人类的一切知识都纳入到自己思考的领域，尤其是实践哲学的理论――道德哲学必须要确立非常纯粹的、形式的原则。
康德想在第一批判中就解决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且为实践哲学或者叫道德哲学寻找基础，但实际上，康德直至1785年才出版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着。其中，康德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作为理智的道德的最高基础和经验的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实践生活的最高物质因素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康德还一时未予以解决。可见，康德此时还没有完全从道德行为的经验中抽象出道德哲学，相反，他倒是认为没有情感内容的道德行为完全是“空的”。康德试图在第一批判当中就解决两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他后来着作形式改变的原因，这大概也是他一再推迟自己的着作发表的原因。
思考是痛苦的，但只有痛苦的思考才能够激起真正的火花，从而燃烧起理论创造的热情。这一时期康德写下了大量的沉思录手稿。这些手稿表达了康德对古代和现代伦理学的看法，并开始对应当、自由意志、自由的普遍法则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这段时期的反思证明康德更加清楚的迈向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康德为了彻底的和完全地达到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开始清除自己着作中的对于实体性东西的观念的存留。
2.向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迈进
康德试图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对道德哲学的问题加以研究不是没有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康德这一时期思考道德问题的主要倾向有两个，一是确立探究人的问题的理论图景和模式，二是自觉寻找道德哲学问题的形式特征的论证根据。
先看第一点，康德在《论人的不同种族》(1775)这篇着作中把自然地理学称之为世界知识的预习。世界知识包括双重的领域，即自然和人，二者必须以宇宙论的方式来考虑，不是按照它们的对象各自包含的值得注意的东西(物理学和经验心理学)，而是按照它们处身于其中每一个都在其中获得自己位置的关系使我们注意的东西来考虑。第一门课就是自然地理学，第二门课就是人类学。
这显示了康德对人的问题考虑的健全的路径，不是单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人，而是从宇宙知识的角度判断人以及自然的特性，从而为正确处理人的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础。在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1797)中，康德也实际地涉及到一些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
再看第二点。根据希尔普的研究，康德有一个很重要的手稿片断，即《1775年片断》，当中记录了康德对道德问题的形式特征的反思。“道德是作为幸福原则(一种先验幸福的有规则的原则)的自由的观念。(一般来说)根据自由的法则必须包含一种先验的幸福的形式条件，这些条件是无关于我们自己的直接的考虑的。”[1](P12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开始对道德的形式原则予以了很大的关注，如何确立形式原则的基础成了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康德的反思尽管是不成系统的，但是康德在讲学活动中却开始系统的阐述自己的理论，尤其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建构自己的伦理学，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关于道德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理论的推进。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分析的东西。
3.实践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
这一部分的讨论依托的材料是根据康德的《伦理学讲演录》进行的。
康德在其关于伦理学的演讲当中区分了“一般实践哲学”和“伦理学”两个部分。伦理学部分基本是围绕应用伦理学问题所做出的讨论，为此我们只分析其一般实践哲学阐述的内容。
在小引当中，康德是从理论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开始自己的普通实践哲学的演讲。前者是与它自身的知识相关的，另外则是与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的行为相关。实践哲学则不只是通过它的形式，而是指向它的对象，一个自由存在的自愿的行为。
康德认为：“作为行为的哲学，实践哲学是为我们的自由的恰当的运用提供规则的哲学，不涉及我们自由的特殊情况下的运用。就像逻辑处理的是一般而非特殊情况下的理智的运用。实践哲学也是处理自由意志在独立于特殊情况下的而非特殊环境中的运用。逻辑提供的是有关理智使用的规则，实践哲学提供的则是意志使用的规则。… …我们设定的存在是有自由意志的，不仅包括人，也包括任何理性的存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自由使用的原则或者规则。这就是一般的实践哲学。”[7](P2)这就是康德界定的实践哲学的主旨和任务。
从康德的小引可以看出，康德给出了比较容易理解的自由的概念，尽管康德从未使用这一概念。在其他地方康德是把负责任与自由相联系，负责任的行为是由自由的主体做出的，无论做恶或者行善都是一种自由行为。“在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中，人是自由的当事人，因此对于做出的行为结果是应负责任的，但是对于未做出的行为结果则是无须负责任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会留下一些不要求他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不能算作一种行为的。”[7](P60)
从演讲录的开始一直到最后，康德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讲演录的最后一篇“人类的最终命运”中，康德说到：“人类的最终命运就是道德的最大程度的完善，并且通过人的自由来实现，因此惟有人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 …人类的普遍目的就是最高的道德上的完善。”[7](P252)如何实现这种道德上的完善，康德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
康德强调最终的道德原则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就是认为道德的本性是完全独立于任何爱好和感情，因为这些都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最后道德原则只能是理智的，通过理性被认识和理解。作为普遍有效的法则，也应该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因而只有作为普遍的法则才能够被判断为道德的。对我们自身的义务也就不能依靠行为与幸福目的的关系，而只能是独立于爱好的，否则就成了明智的原则所支配的。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在阐述自己关于一般实践哲学的理论时，就基本上奠定了道德哲学的基础，这些内容在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着中得到了完整而集中的表述。
总之，形式主义的倾向在讲演录中进一步发展。康德不仅认为道德法则必须在自身合法的形式上有清晰的表达，而且道德法则的神圣性就在于其纯粹性，这是1770年就职演说就已经表达过的。理性的反思、理性、知性都能够提供建构的方法，经验则只是中介。同时掌握了纯粹道德理念的人会发现这是非常有效的，这会比其他任何感性的刺激更能够激发他去从事道德的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早期道德哲学理论的建树不仅有自己的理论来源，也有其反思的理论转向。归结起来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1)康德从自然科学的问题转向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不是某种外在的刺激造成的，而是与康德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相关的。康德的生平虽然是很简单的，但蕴育在其内心中的问题却是非常激烈而突出的。这是一个划时代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理论和人格品质。
(2)早年的康德虽然受到卢梭和英国道德学家的道德理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有着双重的作用。这是我们理解康德后期道德哲学理论创制的前提。
(3)从感性的、经验的向理性的、形式的方向的转变是康德道德思考的基本路径，据此，我们认为以1770年的就职论文作为康德前批判和批判时期哲学的分界线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前文的分析论证，我们认为1763年的获奖征文《关于神学与道德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是康德理论反思路径转向的开始。或者说，康德早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就开始从形式原则的角度反思解决人的问题的基础。
(4)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的研究表明：康德哲学的真正秘密在于其道德哲学问题的指向，即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又是其整个哲学思考的核心。这种哲学的秘密又揭示了康德对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关系的最终安排，体现了其整个哲学的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康德即以意志的自由为他哲学的中心问题，以`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比较，后者优越；因为道德是人类的故乡，真理之实在性所表现于自由者，实较表现于自然者，明显，亲切，多多也。”[8](P66)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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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德.康德着作全集:第1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德]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M].刘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6]康德.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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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昕.康德学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