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封建宗法关系中的王熙凤，最终仍旧不能摆脱“夫纲”和“妇道”的拘束，她不能不承认丈夫纳妾是正当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子嗣，即使三妻四妾也是冠冕堂皇，无往而不合于礼。所以在强大的宗法礼教和社会舆论面前，争强好胜的王熙凤，也要竭力洗刷自己“妒”的名声，构筑“贤良”的形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屈服。王熙凤终要受到宗法关系的制约的。
王熙凤的屈服，首先表现为有条件的忍让，比方说容下了平儿，成为“通房”丫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平儿的善良和忠心，何况目的还是为了“拴爷的心”。其次，表现为对贾琏的施威泼醋作适当节制，王熙凤不是那种泼妇，火候已够即收篷转舵。大闹宁国府是这样，在鲍二家的事件被揭发后，虽则掀动了一场轩然大波，而最终不能不接受贾母的裁决，贾母的裁决显然是偏袒贾琏的，王熙凤尽管争得了面子，而贾琏明显地得到了老太太的袒护。回到房里，贾琏问：“你仔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就是说的王熙凤生日那天，要照一般的想，谁的不是，谁的错？王熙凤的生日，贾琏不但不来，还跟鲍二家的偷情，当然是贾琏的错，然而王熙凤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谁的不是多”这个问题，不能指斥和警告贾琏，她只能跑到贾母面前说：“二爷要杀我”，她怎么不把贾琏检举出来呢？不能那样，所以她只能以“二爷要杀我”这个题目来哭闹，最后不得已转移矛头。
王熙凤的屈服是把锋芒指向与之争宠的其他女性。打平儿，打鲍二家的，在尤二姐的事件上就更加明显了，更加自觉地转移到与之争宠的女性身上，使她们成为牺牲品；夫妻矛盾转为妻妾矛盾，不能治本就转而治标，把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怨毒、一切的谋略手段用在治标上头。这就是说的“妒”，成了封建宗法礼教下女性自相摧残的一支毒箭，它矛头主要指向没有人身自由的妾和其他地位更卑弱的女子。小说里像尤二姐，鲍二家的，平儿。那么小说所展现的王熙凤和这些人的关系，尤其是王熙凤和尤二姐关系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夫妻矛盾怎么样转换为妻妾矛盾，把一切的仇恨、怨毒、心机、谋略都用在了这个上头，比之《金瓶梅》中妻妾间的争风吃醋，《红楼梦》中有关“妒”的描写具有更为高级的形态，也就是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
在王熙凤和尤二姐的较量中，特别含意深长的是：第一，王熙凤竭力塑造自己贤良的假象，得悉偷娶秘事后，她主动登门，又主动引见给贾母，以致二姐悦服、长辈欣慰、众人称奇，其目的在摘掉“妒”的帽子，在宗法礼教上占得一个“制高点”；第二，王熙凤又调动一切手段，把尤二姐置于名教罪人的地位，揭发尤二姐“淫奔”的老底，咬定其悔婚再嫁，一女竟事二夫；因此，所谓“借剑杀人”，不单是假手秋桐之流，更是凭借着全部封建宗法的权力和舆论机制，其操纵运筹的精明熟练，真可叹为观止，达到置人于死地而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王熙凤这个“妒”，从一方面来讲，在其与贾琏的关系上表现为较少从属性；当将其矛头指向其他女性时，尖锐程度达到你死我活，表现形态则由于被官方的道学伦理装裹着，因而是“文明”的。这才是王熙凤之妒的重要特征。
总之王熙凤这个人物，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王熙凤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切，当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我们觉得很痛快，扬眉吐气；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心寒、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迭合而形成了一个所谓“凤辣子”的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