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说，出自4月22日钱理群先生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钱理群老而弥坚，火力激烈，不减少壮，批判大学教育，语惊四座，他称现在的大学，正以一种“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为此，钱理群举了一个号称是“文学概括”的案例。有一学生，举止礼貌，听课认真，课后找到钱理群，夸他授课精彩，这不是客套话，该生能把这堂课哪里讲得好一一指出，说得头头是道，一来二去，渐渐赢得了钱理群的好感和信任。第四次来听课，该生恳求：钱先生，我要到美国留学，请您写一封推荐书。钱理群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再也不曾出现。钱理群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
这个学生的行为的确过分，理性到极致，即成冷酷，最是令人厌恶。不过，假使他拿到钱理群的推荐信之后，继续听课，三节也好，五节也罢，钱理群对他的印象会不会有所改观呢？恐怕批判的语气有所弱化，不会再用“绝对”、“精致”等修饰，其实质并无变易：这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来听课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一封推荐信。
（钱理群）
发言之时，钱理群可能不会想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说将风靡一时，不仅构成了对一个群体与一代人的定性，还构成了对一种社会现象与思潮的批判。质言之，这个说法正契合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它的诞生，使当下的种种病态、种种乱象，迅速找到了责任人。以至在一些人眼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俨然是社会溃败的罪魁祸首。
只是需要注意，如果祛除修饰，单单一个“利己主义者”，还能流行起来么，就像那个学生，倘多听了三五节，不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利己主义者”，还会令钱理群如此气愤、厌恶么？利己主义者不是今天才有，利己主义者的毒害不是今天才被发现，为什么加上“精致”，顿时焕然如新，气象万千？检索钱理群原文，共计两个修饰词，“精致”之前，还有“绝对”，为什么在传播过程当中，后者被舍弃，只保留前者，须知相形之下，“绝对的利己主义者”的杀伤力，更甚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琢磨，世人讨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许不止因为“利己”，更是因为“精致”。利己主义者古已有之，批判了数千年，早不新鲜，哪怕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有时都难以唤醒世人的憎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则近乎新事物，不仅利己，还要精致，精致不仅是利己的方式，还可以为利己遮掩、辩护，恰是后者点燃了批判者的怒火：利己可恶，为利己粉饰更加可恶。而且，按钱理群的定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乃是现时代的特色产品，这是一个粗鄙时代，利己偏以精致而行，所形成的反差，实在令人怒不可遏。
不过，精致是表，利己是里，精致是枝节，利己是主干，这一点必须分清，不要被花团锦簇的文学修辞所蛊惑，以至颠倒了主次。如果精致不是用来修饰利己，它还值得批判吗？如果利己主义本身不是一种罪过，那么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还能否成立？
所谓利己，就是自私。自私是人类的本性。人性当然不是豁免于批判的理由，然而对人性的态度，往往能测出批判的深度。我们对于人性，尤其是人性当中的幽暗意识，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然后再谈约束、教化。倘非如此，而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刀劈斧凿，强行改造，譬如“斗私”，企图祛除人类的自私基因，结局却适得其反：以无私的名义批斗自私，只可能使人类愈发自私，从而使社会礼崩乐坏。说到底，无私是一种美德，自私则是一种本分，前者值得赞美，后者却无可厚非，两者并不必然冲突，不必厚此薄彼。
对自私，要警惕；对自私的批判，更要警惕。孟子斥杨朱自私：“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实则这只是杨朱的一面。孔子贵仁，杨生贵己，贵己包含了自私，却不等于自私。如杨朱所云：“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拔一毛而利天下，这是自私；不取天下以利一身，哪里还是自私呢？杨朱讲究既不损己利人，亦非损人利己，以期天下大治，孟子断章取义，只取前者，遂将杨朱塑造为自私的典型。说起来，孟子歪曲杨朱，才是真正的自私呢。
批判自私，并非为了否定自私，而是为了完善自私。因为自私不是一种原罪，甚至谈不上错误：利己的同时，只要不曾损害他人的权益，无论怎么自私，都不成问题。我们都该听过“经济人假设”，其基点就是自私。所谓经济人，便是利己主义者。毋宁说，这是中性概念，不该被苛责。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至少坦诚；明明自私，却不承认，反而以无私自命、掩饰，则不啻是伪君子。
说到底，对于利己主义者，不宜以道德评价，更不必施加道德批判。利己与自私，乃是基于人性的一种事实。无论怎么修饰，绝对抑或相对，精致抑或粗糙，都无法改变这一残酷的事实。千年以前如此，千年以后恐怕还是如此。对钱理群这样的教育者而言，赋予利己主义者以“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正是他们的责任，只是，经过他们的教育，学生依旧“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则不是利己主义者的失败，而是教育者的失败。教育者应该反思，而非把责任全盘推给利己主义。
钱理群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无疑属于道德批判。他强调，利己主义者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自我庸俗化，“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这等论断，恰好暴露了道德批判的命门。权力者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与个人的德行，庸俗还是高尚，昏聩还是精明，关系实在不大，更多取决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要知道，最不坏的制度设计，正在于把所有人都假定为利己主义者（无赖、恶棍、小人等）。
8月5日
供《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