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南湖春早》是唐代白居易的七律诗歌。诗歌表现了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
《南湖春早》
唐•白居易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苹生。
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赏析】
这首诗是作者谪居江州时期的作品。诗的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之景，后两句抒发作者消沉郁闷的心情，反映出作者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焦虑与担忧。
首联总写雨后的南湖给人带来的“暖复明”之感。中间二联则分写南湖美景，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生机勃勃、有声有色、清新明丽的南湖早春图。春雨初晴，阳光返照，春意融融，湖边温馨明媚。“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苹生”两句分别写山水，着意刻画山之红杏、水之萍草：红杏盛开，零零散散地点缀着青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明媚可爱；水面上新长出的萍草一望无际，十分翠绿，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红杏开得烂漫，零零星星，毫无秩序可言，故用“乱点”，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萍草细小，繁而多，它整齐地布满了湖面，看起来犹如一张地毯，故曰“平铺”；“平”字用得极传神，一则描绘出萍草的整齐茂盛，这也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二则“平”与“铺”字连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之广阔。这两句所写之景，色彩对比鲜明，绿中带红，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此外，句中的景物虽呈静态，却因“乱点”、“平铺”而带动感，蕴含着春天难以掩饰的生机。“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两句则从自然界生命活力的动物入手，描绘的是动态之景：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浸润，黄鹂的舌头也有些生涩笨重，以至于“语未成”。即使这样，仍然打消不了它们翩翩起舞、放声高歌的兴致。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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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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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