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古人贬谪生涯往往是凄苦的。苏东坡一生都似乎在谪居的宦旅生涯中度过。
不过，苏东坡似乎从未绝望过，他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谪居漂泊的生涯。一路从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再到惠州，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
不过，这次是到在当时算是天涯海角的儋州。此时苏轼已经61岁了，别说现在也算年纪大了，按当时的寿命计算已经是高龄老人了，经过40年的折腾，苏轼也感到这次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既回不到汴梁，也回不到蜀地眉州，甚至连再回海内的机会也没有了。
他在给好友广州知府王古的信便如是写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这里说的明明白白，去往海南之前他已经把后事安排好了。他说一到海南就要为准备棺木，墓所。可见他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到海南的。
海南，当时虽然是在宋朝管辖之下，然而居住者大多为黎族土著，只有靠北沿海有少量汉族人。这里被视为天涯海角，也是贬谪官员流放最遥远的地方。比流放西南和岭南还要遥远。
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苏轼与他弟弟子由分别，同幼子登船出海了。虽然航程很短，然而对于苏轼这样“内地人”来说，他没有李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浪漫与豪迈，有的只有恐惧和眩怀丧魄。
到达儋州之后，遇到的首要难题是气候的难于适应。
当时的海南并非今天的旅游胜地，而是气候恶劣的蛮荒之地。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东西无不发霉。对苏轼来说是极其难熬的。
不过，苏轼并未因此而绝望，他是天生乐观派，他曾给朋友书信描述说，虽然气候恶劣，但是当地人长寿达百岁者还是颇有人在的，那八九十岁的更不用说了。他说冰蚕火鼠皆可生，更何况于人。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
而当地人的生活资料很多来源于内地，当地人以沉水香、海贝之类与内地贸易。当内地生活物资没有到达之时，当地人常以芋头配白开水充饥，而苏轼也只能以此维持生活。
他曾有这样描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悉数，大率皆无尔。唯一有幸，无甚瘴也。”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只不过好在没有什么瘟疫传染病之类。
苏轼在当时可谓天下皆知的名人，到了海南依然不例外。首先当地有个叫张中县官就和他交好，两人都很喜欢下棋，常常终日对弈。
同时他和内地的朋友保持书信往来不断。僧人岑廖就曾派沙弥带着书信和礼品要去看望他，苏轼只能回信很豁达说了一番。
苏轼在当地很快就有好人缘，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都能交往的来。读书人，农夫，渔民。他每天都有朋友往来，要么有客来访，要么出去找邻居朋友。总之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尽管面对厄运，苏轼却能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并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情谊。黎族人在城南污池旁的桄榔林中为苏轼盖了一间草房，苏轼称其为“槟榔庵”。
苏轼天生乐观豁达。他每到一处都会在当地留下深厚情感和佳话。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海南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涯后，在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
离别之际，心情是矛盾的，他已然把自己看成了海南人了，他离开之前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随遇而安，久之他乡变故乡。这大概是苏东坡漂泊一生的写照。向来回首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