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合政治、伦理、道德、哲学、宗教、民俗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它的特征同中国的国情、民情、血缘、地缘密切相关。
我国古代科技缺少西方那种数学和逻辑学的抽象形式，却非常重视实用，具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形态。比如，哲学与政治伦理以及处世经验相结合，主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宗教同样重视世俗应用，包含不少疗病、去灾、祈福等内容。
任老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之所重视实用而缺少抽象数理逻辑内容，其根源在于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文化必然要反映农业经济的特征。哲学、宗教、科技、政治学说等等，都要受到农民意识的影响。农民最重实用。这里的意思是说农民意识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倾向。当然，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它的历史任务是反愚昧、反封建，消除文盲，推进法治。用理性代替信仰，用科学代替愚昧，用开放代替封闭。中国文化由此进入了最激烈的变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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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认为，为了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首先要对过去做出总结。总结与发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总结是发展基础或条件，发展是总结的目的或结果。
任老指出，总结就需要我们真正地虚下心来，尊重前人的工作，不能轻易地怀疑或简单地否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如何正确近代疑古派的例子。一些人从结论上批评疑古派，认为他们将古代史弄空了，说这是疑古派的罪状。
而任老说，当时顾颉刚先生所做讲义中，讲《尚书》的部分篇章的内容里，地理名称、官名等，都是汉武帝时才有的，其立论有根有据，并不是简单否定。最重要的是，当时人们思想受这些思想冲击，就冲散了迷古的迷雾。如果不是从迷古与崇古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也就没有今天更为科学的史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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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指出，怀疑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怀疑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科学的新进展，都首先由怀疑发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得以发展。比如，相对论的发展就是从批评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开始的。
做学问尊重自己的前提是，尊重前人。不能完全从自己做起。任何事业如果没有前人的铺垫，后人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所以，尊重前人，既要尊重前人成功的成果，也要尊重前人失败的经验。
事业都有一个基础，我们站到那个基础上，才更容易取得成绩。如果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砌，高度总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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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前人不等于迷信前人，在对前人尊重的前提下，还要对他们的结论做出分析。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找出前人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只有在具体的辩证地分析前人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的过程，我们才能取得事业的进步。
任老进一步总结说，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我们需要有甘作后人铺路石的态度。不一定非要我来当主角，为后人奠基也是贡献。人不能总为自己打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远些，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进步。衷心地希望我们新文化建设的高峰早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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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任继愈谈《易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