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烟使得饮茶的情境如梦似幻,营造出高雅的唐风生活和文化气氛
口本的奈良时代(645--794年)和平安时代(794年一1185年)相当于中国的唐、五代和宋初时期,口本这一时期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唐文化的移植,全口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为了学习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并藉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口本皇室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宽平六年(894年)间,先后共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除了使节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学问僧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唐学习生活多年,回国后,留学僧们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的重任。
平安时代,中口之间各种交流十分频繁,入唐礼佛求法的口僧络绎不绝。这期间,正是中国饮茶活动的兴起和广为流布的时期,陆羽的《茶经》风靡全国,茶事已深入山门、宫门、儒门、柴门,成为“不可一口无”之事。口本的留学僧就是在“茶烟袅袅笼禅榻,’(唐·牟融《游报本寺》)这样的情境来到了中国。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寺院里的茶烟茶鼓茶汤融入了他们参禅悟道的生活。这些留学僧们领略了茶的妙处,亦成为嗜茶的茶僧。
口本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最澄和空海两位留学僧跟随口本派遣的遣唐使入唐,并分别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和大同元年(806携带许多典籍、书画和法器回国。回国后,作为饱沃大唐先进文化和经大唐高僧灌顶的留学僧,最澄和空海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深慕大唐文化的蹬峨天皇的高度礼遇,他们常与天皇贵族接触,讲经说法,介绍唐朝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他们在开山传教的同时,也大力传播大唐的茶文化。
《口吉社神道秘密记》中,有公元805年最澄留学归来带回茶种种于口吉神社旁边之事的记载。弘仁5年(8),空海在进献给蹬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的记述。据《类聚国史》记载,在《空海奉献表》后的第二年(8)四月,蹬峨天皇行幸近江国滋贺韩崎,路经崇福寺,又在梵释寺停舆赋诗时,“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是最确切的口本饮茶最早的历史记载。由奉献表间接的文字叙述,到“煎茶奉御”的直接体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口本的陶瓷茶器文化的先机。
随着最澄、空海等遣唐僧回国后对饮茶之风的传播,饮茶活动在平安时代的上层贵族和僧侣间传播开来。唐朝茶诗中的语言和意境也频频出现于当时的口本汉诗中。“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松林水滨,捣茶吟诗,调琴啜茗,这完全是唐朝茶诗的翻版和意境的再现。“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茶烟才出山厨寂,松月遥升帕洗垂茶烟一直是唐朝茶人喜爱吟咏的对象,在平安朝的贵族看来,氨氯缭绕的茶烟使得饮茶的情境更加朦胧神秘,如梦似幻,更能营造出高雅的唐风生活和文化的气氛,令人回味无穷。
我们不难体会这些茶诗中闲逸雅致的生活情趣和淡雅幽寂的艺术意境。此时的茶尚是从大唐带回的茶,属稀有之物,他们满怀着对于中国唐文化的仰慕与憧憬,通过饮茶并作茶诗来亲身体验大唐富足而优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平安时代的《经国集》第十四卷中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的汉诗: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撷为茶时。山傍老。爱为宝。独对金炉炙令燥。空林下。清流水。纱中媲仍银镜了。兽炭须臾炎气盛。盆浮沸浪花。吴盐和味味更美。物性由来是幽洁。深岩石髓不胜此。煎罢余香处处薰。饮之无事卧白云。应知仙气日氛氯。
诗中描述的早春采茶(制茶)、炙茶、汲水、燃炭、候汤、调盐直至茶之沫悖涌出这一饮茶过程和陆羽《茶经》中的一样,还有“煎”字的运用,大僧都永忠奉御蹬峨天皇之茶亦为煎茶,《凌云集》里的《渴海上人》诗中有“石泉洗钵童,炉炭煎茶孺”的句子,其中也使用了“煎茶”一词。这些都说明了平安朝贵族僧侣间流行的是唐朝的煎茶法。但由“盆浮沸浪花”句可知,由于茶风初开,尚没有或缺乏配套的专用茶器,只好用盆来代替茶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