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的危害巨大，为何清朝还有人鼓励种植鸦片？
鸦片，是清朝的一个关键词，这种本来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植物，最后成为了洪水猛兽，吞并了整个王朝。
鸦片的危害之大，清朝的统治者看在眼里，也着实想到了不少的办法：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吸食烟草和鸦片的律令。其中对贩买鸦片的处罚为：“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吸食鸦片者的处罚较轻：“收监，俟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 嘉庆年间，皇帝多次下旨，要求查禁输入鸦片的活动。
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胡萝卜轻轻落下。之于这个缘故，到了道光皇帝这里，鸦片已经成为一个王朝的忧患。
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个事实是，总计80万名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居然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武装力量岌岌可危，东南防线一触即溃。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虽然名字很拗口，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许乃济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
从许乃济的出发点看，应该说，他也是从国家利益上来考量，既然鸦片在严禁之下既屡禁不绝，反而引起了许多流弊，如官吏在鸦片走私中与商人互相勾结，徇私枉法，走私猖獗，“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既如此，那还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此既可防止白银外流，“每年可省中原千余斤（白银）之偷漏”，还能堵塞鸦片走私交易中的腐败漏洞。
而他的“弛禁论”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凡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恶习”，而对“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
严禁文武百官和士子、兵丁沾染恶习，这是理所当然，但他放任民间贩卖吸食鸦片，其理由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究之食鸦片者，卒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意思是，这些游手好闲之徒、无足轻重的老百姓，死了活该，由他们自生自灭吧，这些人死了，人口也不会减少，咱们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很强大，死了一批又会生出一批，绝无必要为人口减少而忧虑。
同时，这老夫子还在奏章的附片中提出，除听任民间吸食外，还应当允许“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他认为从中国本土种植的罂粟中提取、制造之鸦片没有太大的害处，“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而随着“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而绝”。他这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的建议，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影响深远，连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也一度认可他这主张。
以土烟抵抗洋烟，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在雍、嘉两朝严厉禁烟却收效甚微的背景下，许乃济的驰禁论是不是可以突破僵局，化害为利？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道光帝没想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令人惆怅不已。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还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
鼓励国内种植鸦片确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不过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后道光皇帝还是选择禁烟，于是有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接着爆发了鸦片战争，道光帝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