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官学不振，家学尚有可观。钱穆先生即言：“政治虽颓废不振，在民间则仍保有文化与学术之传统，并能自有创辟。”汉代通经致仕，出现累世公卿，门第始兴。魏晋时期，朝代更迭，动乱不已，门阀家族却有盛无衰，而一个家族的兴盛衰亡与子弟教育密切相关。
《颜氏家训》载：“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经学和儒学教化乃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少家族在经学传承中，经过几代人的学术积累，形成专精的家学，世代相习，如苟氏《易》学，贺氏《礼》学等。
陈寅恪先生有言：“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可见魏晋时期家学在学术发展，尤其儒学传承中的地位。
大族盛门重视子弟礼仪教化、家学传承自不待言，如三国吴郡范平以儒学授三子，其子“并以儒学至大官”。晋人刘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东晋谢安出仕之前，常集家族子弟论学，女性后辈如谢道蕴也能参与其中。普通民众家庭也期望有佳子弟出现。晋人皇甫谧，从其嗣母之训，问学乡人席坦，勤学不怠，终成一代经世之才。
前秦时期韦逞的母亲宋氏，昼则樵采以维持生计，夜则亲授韦逞《周官》，以不废其学。家族儒学传承中父子同研一经，均有经学著述问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王朗、王肃父子注《周易》，王接、王意期父子注《春秋公羊传》，李充、李颗父子之注《周易》《尚书》。这种家族学术积累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女性在家学传承上也非无功可书，如前述韦逞母宋氏出身儒学世家，及长，学习《周官》音义，并于丧乱间讽诵不辍。后以《周官》传授其子韦逞，韦逞得仕前秦为太常。宋氏又得前秦君主待坚赏识，在家设帐授徒，使《周官》学复兴于世。
传授与家学传授相比，名儒收徒授学则是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儒学的教育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颓废，部分学者不愿出仕而乐于隐居教授；另一方面，战火纷扰，官学驳杂，学子也多愿拜名儒为师，从私馆就学。私学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其间既有启蒙性质的传习，又有加深造诣的研习，同时也积极探索学术和教育，或学问自成一家，或教育方法别具一格。
如汉末郑玄学问自成一家，生徒甚众；又平原人王烈，“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实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部分私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晋人刘兆受业生徒数千人；杜夷年四十余，返乡闭门教授，生徒亦有数千。
在少数民族统治辖区内，留在北地的学者们也在积极收徒授学，弘扬儒学。晋人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后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后秦治域内的姜龛、淳于岐、郭高等皆者老硕德，经明行修，在长安教授，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
学者设馆授徒也带动了游学之风，此一时期的大儒在其学术成长的过程中，不乏游学经历。三国时期的哪原，游学各地，师事多人，先问学安丘孙燃，后“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颖川则宗陈伸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归故里后，教授门徒，青州遂有郑、哪之学。蜀人尹默、李仁游学荆州，习古文经，学成后在蜀地传授。
晋人董景道千里追师，学通“三礼”，后以郑玄为宗，并著《礼通论》演广郑旨。私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使儒学传承后继有人；学者各地游学，寻师问道，增广见闻，切磋学问，既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也加强了地域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区域儒学的发展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