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中国的“民族电影”应该做怎样的改变？之所以说“中国的”，是因为我们仍然是在中国本土的视野内来探讨民族电影，这就带来了根本的立场同题，这里的立场不是指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民族立场，这一立场的选定决定了它终归有别于其他国族的特定身份。今天在中国电影学术圈里所讲的“民族电影”，过去被称为“少数民族电影”。近年来，“少数”被认为有不尊重兄弟民族之嫌，这改成“民族电影”。这番折中当然只是中国自家的间题，就学术而言更是主要只发生在汉语学界，但是这个命题却无意中与国际接轨了，因为在国际电影学界，早已出现了national cinema的提法和研究。这一表述目前恰被译作“民族电影”。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使用“民族电影”这一汉语词汇并习以为常时，它在国际上将以national cinema的意义得到传播，这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指意义实际上有很大差异。
如果我们要向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乃至普通电影观众解释清楚“民族电影”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少数民族电影的传统英译时，通晓汉语的外国族人士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对译方式与权威汉语辞典相齟龉。如果我们今天不及早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定会遭遇这种文化交流上的尴尬，并且再也不能以“文化差异”作为托辞，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严格来说，将national cinema在汉语里译作“民族电影”也并不精确。因为national一词兼有“民族”和“国家”之义，“国族电影”应为更贴切的译法，这一译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当今世界上，大多国家都是所谓的民族国家，笔者以为，为方便论述和交流，恐仍有必要恢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这一中国特有的概念，成者以“中国多民族电影”取代之。同时以“中国民族电影”的概念盖整个中华民族国家的电影，当然，这只是基本的思路，最终的权威方案需要各界研讨商定。
概念的厘清是为了超越本国族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观照和思考“民族电影”这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命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命题虽然有很强的独特性，但放诸全人类历史之中来看，这种独特性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不可为外部理解的，相反它与全人类各个民族的命题具备同构性。当今世界，各民族间的关系和文化交流正在成为最重要也最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人类文化的总体结构高度来看，如果能为这些间题导找到某种从理论到实践均能为各国族接受的解决方案，那无疑是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意味着，如果能解决好世界范田内的大结构问题，小结构的问题就顺势而下，迎刃而解。反之，纠结于小结构，看不到大结构，即便时解决了小结构内部的问题，将来还是要面对大结构，再次寻找世界大同之道。因此，我们的实践工作当然只是从本国族开始，但我们的思维从现在开始就应当是世界性的。这种站在全球化视野内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思考，才真正具备大国气象，才能保有在21世纪甚至更久远未来里的可持续性。
从国际现实来看，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文化大结构对各国族小结构的全面、深刻影响已经开始，这一趋势不可逆转。与其被动地保存本国族文化的原汁原味，不如及早加强本国族文化建设，推动其向未来的发展，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跑地位。就电影领城而言，各国纷纷讨伐英国好莱坞电影对其他国族文化的侵蚀，这固然有充足的理由，但却忽视了一种合理性，即所谓美国电影，其实已经是高度全球化的电影。姑且不谈它的资金、人才、市场等来自世界各国，它讲述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迎合全世界范围的观众趣味，以至于很多美国电影史学者甚为不满，认为美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形成也是法、德、苏俄等国电影帮助促成的，由此可见，国族电影的发达往往取决于对未来的领导，而非对过去有多么精心呵护，不破不立。
全球化社会改变了民族文化生存的大环境。从享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看，竞争的双方早已不再是多数和少数的区别，而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別、人数众多的国族未必占优，居于文化强势的也不必靠人多势众。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以文化自身为存活依赖的保障，而是需要把强悍的经济、先进的科学与传统文化的母体相结合。归根到底，是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化。从这个前提来看民族电影，会发现很多文化之外的重要问题。我们常说，电影的生产创作本身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也是现代化的产物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实现整体上的现代化，那么电影对这个民族文化的表现必然是边缘的，无论电影的创作者是本民族的还是外民族的，这种边缘的身份都无法改变。这个判断似乎显得冷酷，但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断。
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形态会发生巨大变迁，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会发生深刻改变。对于普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来讲，这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现代化以及相件而来的工业化，曾把这种痛苦加诸于每个向现代转型的民族。历史在悲剧中前进，我国哲学家李泽厚称之为“历史的二律悖反”：一方面、传统生活里的美德会沦丧，古典的诗意会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法理契约基础上的现代伦理，和建立在自我表现基础上的、凸显不和谐的现代文艺，或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上、追逐瞬间快适的后现代文艺。另一方面，民族存在如欲延续，就不得不加人这一进程。
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对前一方面的感触无疑最为深重，最易动情，于是悲剧意味浓部的追怀思古之作往往既多又好。而后方面则往往成为文艺里的负面形象。笔者认为，电影叙事的题实际上首先是民族生活的问题，而不是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是结果，不是原因：是现象，不是本质。在今天，人群生活回题的解决更宿要依靠现代科技，换言之，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范時。在问题解决之前必然会有段难捱的时间、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改进社会组织和提高科技水平，過制减少由于人为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尽力缩短这段痛苦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