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观世音信仰当中，“送子观音”则是其重要职能，所以白衣寺“白衣菩萨”的信仰即反映了古代兰州民众对生儿育女。延传后嗣的朴素愿望和心理寄托。而与此相关的五泉山“摸子泉”，则亦是兰州民众的这种心理诉求在精神信仰上的寄托和表现。满足来世今生的心理慰藉，佛教自印度产生以来，本是追求看破世俗世界，通过种种修行体验，敬信、体悟因果、轮回、生灭，达到超脱轮回和生死。
获得涅槃、果位等超世间成就的宗教哲理。大乘佛教教徒不仅在自我修行中寻求超越和解脱，还劝讲世人通过“看破”“有无”和“色空”，达到“渡人自渡”的目的。但在佛教传播至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生活紧密联系以后，从通过修行寻求“渐悟”转而提倡寻求精神意识领域，这是一种对今生来世未知事物的恐惧和寻求解脱苦难的心理慰藉。因此教徒与信众从早期印度佛教产生时追求获得出世间的修行真理，到佛教东传时中国化与本土化以后追求顿悟与祈愿超生，再到逐渐希求直接获得此生的庇护，是将关注点从修行来世转为对今生的注意，是佛教思想在华的本土化适应过程与改造过程中传播宗教。
发展教众的需要，道教在与佛教的共存和竞争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教义，在宗教义理和宗教经典等方面愈加完善。道教的一些教派也逐渐吸收、借鉴和学习佛教的因明逻辑、思想理论和传教方法，特别是南宋末年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吸收了佛教的地狱思想。并结合地方传说、信仰特色，将其具体化为酆都鬼城。全真教还充分吸收佛教的六道轮回、地狱惩罚等观念，以丰富其宗教信仰体系。在佛教中原本有地狱之说，这样，宗教的来世今生、因果轮回、地狱审判信仰便在中国民众心中深入植根了！宗教需求的复杂性和矛盾心理，同时，社会各阶层由于其本身阶级属性和立场的局限。
在向宗教寄托情感、寻求慰藉、祈祷求助的同时，又往往不能摆脱俗世人的眼光和观感。这样对宗教世俗功能和超世间功能的同时追求，体现出社会需求具有矛盾性的特点。辅助社会组织，对神灵的敬畏，又总是体现为对自身行为的克己限制和禁戒规定。不管是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还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宗教中和个人选择其信仰而结成的教派组织中，全氏族、全民族以及全教派的成员联结在一起的道德力量，形成共同遵从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它把整个宗教共同体的全体成员纳入教义和信念、规范化的宗教礼仪、神圣的宗教体制具有超个人的权威。
对共同信仰体制中的每一个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与活动具有神圣性的社会强制力。迫使共同体制下的各个成员逐渐强化对教义规定、社会规范的服从和对个人行为的限制。这些神圣的信念。认为社会风俗习尚有一个历经逐渐强化、进而最终形成的过程，即首先社会成员具有共同信仰，再通过进行共同的宗教活动、遵从规范化的宗教礼仪等，将人们纳入到宗教体制之内。从而加强社会强制力对个人的管控和约束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实际上人们并不一定具备“有着共同的信念，信奉共同的神灵，进行共同参加的宗教活动”的条件，但却仍然能够“产生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道德力量”。
而又并非是使他们成为“宗教共同体”的成员，纳入到“统一性的宗教体制之中。”相反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各自具有具体、稳定的社会身份，极少人是纯粹的宗教信徒，对于儒、释、道，甚至一部分民间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崇拜的神祇都有着认同感。其实，这种来自宗教的认同感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认同，是对社会文明、文化、道德、价值观的认同感。它源于中国古代民众对宗教神祇高度神圣化的心理、想法和思维模式。在统治阶级刻意塑造和文人话语权及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多重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儒、释、道、民间宗教的本质都是劝人积极向善的宗教，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而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承担神圣化在社会实在中具体体现任务的宗教场所，便促使和提醒人们重视共同价值观和对社会身份的认同。这样宗教场所在客观上便起到了辅助社会组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