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 跃
“深圳呵深圳,你到底有多深?”
这是很多年以前,具体地说,是二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随笔的标题。
其时我南下深圳不久,对这个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城市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敲出这几个字眼时我就觉得它好遥远——我揣着边防证,从长沙来到深圳。其时另有一个选择是去珠海,家乡文联主席、已故作家鲁之洛先生在那里办报,招呼我去。恰在这时,前同事邓卫兄告诉我一个消息,深圳一家金融类报纸要扩版,需要人手,他推荐了我。
略有犹豫,在南下的火车上,我最终没有在广州下车转道去珠海,而是直接坐到终点站深圳。毕竟,在几大沿海特区中,深圳的名头最响,至今记得,当年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某期《人民文学》上一篇关于蛇口与袁庚的报告文学,对热气腾腾的深圳心驰而神往之。
彼时深圳最繁华处要数国贸大厦一带,而报社就在国贸斜对面的国商大厦。东座8楼。至今我仍能准确地背出这样的地址。而宿舍先在黄木岗安置区,那恐怕是一个“老”深圳才知道的地名,如今早已辟为公园;后在车公庙,当时是一个拥挤着流水线与打工妹的工业区,而今也早已蜕变为一个由金融白领占据的高档商务区。
这样的变化也是城市变迁的一个注脚。对深圳来说,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变”,正如我在一首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诗中所写,“很少有哪个城市像深圳一样,历史的密度是如此之大”,各种与改革有关的密集的历史性事件,“为时间赋予了从未有过的重量。”这是一座快速旋转的齿轮上的城市,每个人都像拧紧了发条一样,以奔跑的姿态生活。一座能够为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城市,或者说,这是一座很“深”的城市,深到你甚至看不到明天的样子,因为这里每天都不雷同,也许明天你就成功实现了身份的切换。
不知不觉我的深龄已超过了二十年。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与这座南方之南的城市结下如此深的缘分,我的生命留驻在这里的时间长度,已经超过了那块养育我的故土。并且,毫无疑问,我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故土越来越模糊,而深圳愈来愈清晰。和很多深圳人一样,当最初的新奇感过去,我也急切地想探寻城市的前世今生,想深入城市的脉络,了解并熟悉它的一切。
这也是我接受出版社邀请,写作《深圳,深圳》这本书的缘由。海天出版社社长聂雄前先生是我敬重的师长,当年在湖南时,就已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虽然他的湘乡普通话不容易懂,但他的文字包括他关于深圳的文字很容易进入我的内心。当他嘱我为深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将这看成是寻找“深圳到底有多深”的答案的一次契机。
必须承认,在相关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过去对深圳的了解其实有限,有大量的空白与盲点有待填充。比如,前面说过,我来深圳的第一站,是位于国贸对面的国商大厦内某报社,曾经,我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那里的街道与店铺。但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整个国贸片区包括罗湖火车站一带,原先有一座山,叫罗湖山。
按照最初的规则,首先开发的不是罗湖,而是福田区的上步一带,因为其时上步地势开阔平坦,开发成本相对要低。但是,一场意外的大雨导致罗湖口岸被淹,也导致决策者对规划进行调整——其时港商基本上是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的,如果一入深圳面对的就是坑坑洼洼、逢雨就淹的景象,怎么让人家有投资信心?
于是决定先开发罗湖,搬掉罗湖山。搬山当然是一个巨型工程,只是,它不像蛇口开山炮那么有名,留下的影像资料有限,而今,我们只能通过想象去还原彼时的浩大场景了——在这里,我觉得,“大”还是一个隐喻,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没有一点大勇气、大担当、大格局、大视野、大气魄,深圳之“圳”,何以能成就今天的海阔天空?甚至可以说,深圳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部宏大的发展史诗。这并非纯粹的抒情。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关于深圳的文字很多,作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将“深圳”二字放进标题里,就是一个可能吸引流量的卖点。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这本小书与任何一本关于深圳的有所不同,通过它,通过书中对深圳历史、地理、人文、经济等维度的临摹与梳理,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改革现场的聚焦与还原,你能从中发现一个与以往习见中不太一样的深圳,发现一个更立体、更有质感的深圳。
最后我还想说,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的共识,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没有无数人因此而改变的命运——比如我,很大概率会继续困守在湘西南某个山村,没有可能与深圳,与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与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产生交集。
继续改革开放,拥抱世界,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之锚。
[责编:戴蓉]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