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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和狂是对二者书风、性格等全方面的定义。首先张旭的书出王献之，蔡希综《法书论》云：
“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行，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
句中显然，“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代表当时人对张、王师承关系的认识。从作品风格来看这样认识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张旭与小王书法确有联系。《临池诀》云：
“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自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
可见张母陆氏是初唐名家陆柬之的侄女，虞世南外孙女。虞世南书法师于智永，而且与小王有关，张怀瓘《书断》云：
“其书的大令之宏规，……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乎。”
大令即指王献之而言。“行草”、“羊、薄”也均指向小王。可见，当时人对张旭与王献之师承关系的认识是有来由的。其次看怀素。怀素书风与张旭相联，怀素《藏真帖》云：
“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
“若有所得”可证怀素书法来自颜真卿。颜书师承张旭，可证实颜真卿自述学书来自张旭。
从师承的角度来说，怀素可以看成是张旭的再传弟子。由此可推，张旭、怀素的狂草书与王书大统有着直接的关系。李肇《国史补》云：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
张旭言：
“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
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张旭颠狂之事，见于文献甚多，《旧唐书·贺知章传》云：
“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
高适《赠张九旭》云：
“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
于是“张颠”之说遂成定论。至于怀素，甫一出世，便以以狂继颠著名。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云：
“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一颠一狂多逸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万千字，……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
从文中的讲述可见，怀素的颠狂在张旭之上，所谓“倏忽万千”、“动京华”、“喧九垓”，虽然有些夸张，却可以反映出当时盛况及其怀素创作的真实场景。因此时人把怀素与张旭联系起来。
“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
后人称为“颠张醉素”。
张旭的颠与怀素的狂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二者的感性大于理性、性嗜酒，性情豪放，狂放不羁，很容易受到身边事物的影响并有所感悟，比如张旭见担夫与公主争道、观公孙大娘剑器舞、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而悟书道神妙，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惊蛇入草”等等，均可作如是观。另一方面，张旭、怀素的癫狂也与狂草的书法有关。狂草书的显著特征是多字乃至整行的连带，一气呵成，速度之快，这对书写者的状态和激情有极高要求，单纯靠身体的本能发挥，常常会力不从心。
加之唐代的草书又多在“粉壁”、“素屏”上书写，观者云集，对书写者的身体、精神状态要求更高。在此情况下，必然要借助于外力来保持状态。文献动辄提到酒在张旭、怀素草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固然与二者的好饮、善饮有关，更主要的是通过酒来刺激身体，焕发状态，以保证狂草的书写。但是大量饮酒，也难免出现行为乖张、语出惊人的状况。
除了酒以外，围观的人群、热烈的气氛、赞叹之声都会起到类似于酒的作用。由此可见，张旭、怀素所谓的癫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颠狂是进行狂草创作之前的身体和精神的必要准备和创作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