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阳春一小区，因部分住户拖欠物业费，物业公司称无法保证电梯维护保养将电梯停运。就在停运后的几小时，一个6旬老人爬楼梯到九楼时身体不适猝死。
老人的家人称，老人倒在9楼时通知了120，医护人员到达以后电梯仍未启动，家人认为是爬楼梯错过了抢救时机。
现在问题的争论点变成了罗生门。
物业说我收不到物业费，电梯不能维保，就不能开电梯。
家属说我们家交了物业费就应该享受电梯服务。
这种类型的争论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常见的场景有行人突然间横穿马路被车撞倒，谁的责任？把邻居家院子里种的水仙花当韭菜偷回家包饺子吃中毒，谁的责任？小偷下雨天偷电瓶车被电死，谁的责任？破坏围栏去水库洗澡淹死，谁的责任？菜农阻止村民哄抢蔬菜导致村民摔倒受伤，谁的责任？
受害一方都要让对方承担自己的损失，而另外一方又觉得自己有理，承担责任太委屈。这种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的案例很多，最终大部分这种案子都要经过“调解”，然后根据调解结果确定责任。
调解，就是以中国的人情文化为出发点。死了人的一方总归是损失大的一方。从情理上讲，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补偿。人情文化太强烈则会干预契约文化。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从儒家文化里就有为了强调亲情可以隐瞒错误的思想。
在处理一些不严重的纠纷时，只要不触及刑法，大都是以先调解为主。比如家暴，社区调解，法院调解，严重一些会派出所调解。这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情的一面。但是在美国，家暴施暴者在面对警察时仍然不听劝阻，可能会被直接开枪打死。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这个家庭在一次冲突之后还要继续生活，只考虑有人是不是存在安全风险。两者考虑问题一个以人情为出发，一个是以规则为出发，这种规则即契约。
中国文化中历来充满了人情味，无论是刚刚提到的《论语·子路》里那句话，还是《孝经》亦或是《唐律疏议·户婚》，既把人情作为思想传播又把它写入法律。在古代，打了别人一拳，被打的人不同，犯的罪就不同。《户婚》里根据亲属关系远近，打了亲属处罚的结果不同。这样还算好，起码为了强调人情，设置了契约。但是这种契约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情。
正因为历来人情味太多，导致了大众心目中的契约感不强。人们认为，认为万事皆可从人情入手。无理的要求越来越多，而最终的调解加入太多人情，就会让这些提无理要求的人误以为自己有理。而加重这种把无理当有理的还有一点是“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在无理者看来，即使我闹不到赔偿，至少也能闹到人道主义补偿。显然这样公平性就被左右了。
回到物业停用电梯老人猝死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明文规定物业公司有权停运电梯？有没有明文规定物业公司无权停运电梯？有没有明确规定物业公司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运电梯？如果电梯停运是合理合法的，用户就没有理由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如果物业公司无法提供电梯停运的合法理由，他就要对老人未得到及时救治承担部分责任。
道理看似简单，如果这些问题都有白纸黑字的解答，那么加入人情文化事情一样还是复杂。在人情面前，结论的弹性太大。人情在契约面前扮演的是不光彩的角色，同样契约在人情面前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有句老话：防君子不防小人。防君子是契约，不防小人是人情。
口头约好的事，双方互相以人格担保，一旦说要立个字据，原本关系好的双方就会觉得对方不信任自己，伤害了感情。为了感情碍于情面不立字据，若有人违约造成损失时，只能自认倒霉。与中国诞生了人情文化不同，古希腊文明里诞生的是契约文化，虽然没有形成法学，但是契约精神作为哲学思想从精神层面影响了西方几千年。
人情文化也好，契约文化也好，各有长处也各自符合不同民族的特点。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高，人口的变化，单纯的人情文化是不可能管理好众多的人口，也无法处理每天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件。
契约中加入人情也好，人情中加入契约也好，在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在不考虑人情的情况下，契约能够有明确的边界。模糊不清的契约边界会给问题争论不休提供了土壤。而人情也需要明确的边界，人情的边界线之外就必须是契约。如果两者含糊，人情会干扰契约，契约也会干扰人情。
人情和契约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只要界限明确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罗生门事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