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杜
我读契诃夫的作品，本来是冲着学习大师的写作技法而去的。
这篇创作于1886年的小说《苦恼》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名篇。契诃夫擅长描写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就像《一个文官的死》中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把唾液喷在了一位长官的脖子上，此后切尔维亚科夫变得张皇失措，多次上门道歉，最后因为不安与担忧而自杀死去。
《苦恼》这部作品中那个孤独的马车夫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约纳波塔波夫的故事只是在他与马的交谈中结束，但生活在那个没人愿意听他的苦恼的冷漠无情社会，陷入孤独的深渊的主人公约纳，他的命运距离死亡又有多远？
契诃夫笔下的农民是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的，像极了许多年后的中国作家笔下的农民。
故事开启于昏暗的夜晚，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在这样的大雪纷飞的夜晚，约纳波塔波夫赶着马车去拉客人，却连给马儿买燕麦的钱都没挣到，但最痛苦的却不是挣不到钱。约纳·波塔波夫的儿子死了快一个星期了，约纳想和坐车的人诉说他的苦恼。坐车的军人自顾自地闭上眼睛，三个年轻人只是打闹，这两拨坐车的人却没人愿意听他诉苦；他和扫院子的仆人说，仆人却要他把雪橇赶走；回到大车店，看到一个年轻的车夫，刚想和他聊聊自己儿子的事情，车夫喝完水就盖上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失去儿子的约纳，睡不着觉，走到马房，把他的苦恼对着吃草的马儿统统说了……
困扰着人类的，向来不是物质的贫困，而是精神的抑郁，没有释放的出口。
关乎农民的问题，文学史上谁写得最好不敢说，但写得最多的却无外乎俄罗斯和中国。大概俄罗斯经历了漫长的农奴制，中国则有两千年的封建制，这给两个国度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且，两个伟大的民族也都有着现实主义创作的光荣传统。
无独有偶，1924年，鲁迅写下了《祝福》，与契诃夫的《苦恼》惊人相似。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阿毛下雪天被狼叼走的事情，开始，人们还同情祥林嫂，听得多了，人们也就厌烦起来，终至人们再不愿听祥林嫂的唠叨，祥林嫂就在众人的冷眼中沦为乞丐，终于在新年前死去……又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一群冷漠麻木的人，眼看着一个可怜的人，孤独地死去。
两篇相隔了30多年的作品，都是反映农民的贫困悲惨，我更相信，鲁迅应该是受了契诃夫的启发的，因为那个年代鲁迅阅读翻译过多部俄国文学作品，而且当初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模仿的果戈里的同名作品。
现在的中国已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随着中国的强大，工业大国的轮廓渐渐显现，过渡阶段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路人跌倒扶不扶”的现象折射出的群体的冷漠麻木问题，一直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我想，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冷漠麻木，这样的社会问题，多少反映了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道德的缺失与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
一个马车夫的苦恼，祥林嫂的悲剧，根源在于社会的冷漠麻木。现代社会里的冷漠麻木又何尝少过？围观裸女拍照发朋友圈，却没人上前制止；有人跳楼，楼下却有人高声叫好；老人晕倒路边，众人围观指点却无人搭救……道德建设的问题与经济发展似乎不能同步前进。
苦恼，其实一直都在。事关人性的问题讨论一直都在。契诃夫和鲁迅离我们越来越远，约纳式的苦恼，祥林嫂式的悲剧，却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这些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