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宋朝重要的史学著作：欧阳修的《五代史记》：
欧阳修
《新五代史》较旧史事增文省。如旧史共有本纪61卷，新史省为12卷，并增入五代与边弧民族的贡使关系。特别是欧阳修采用了不少宋人关于五代及十国的著作，是宋初修史所不能见到的。如王溥的《五代会要》，一陶岳的《五代史补》，王禹谓的《五代史阔文》，钱俨的《昊越备史》和《备史遗宇》等。此外欧阳修也尽是搜集未成书的家传资料，如他在《王彦章画像记》中提到，康定元年(1040年)访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所以《新五代史》的《王彦章传》就能够比《旧五代史》写得充实一些。
因此《新五代史》“卷性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特别是关于十国的记载“皆欧详薛略”，记述的内容较旧史丰富了。但是欧阳修修史的目的在于“以治法而正乱君”，以为乱世的制度不足为后世法，所以不立食货、职官、选举、兵，刑诸志，只有《司天考》、《职方考》两篇，则是欧史的一个重要缺点。清代学者赵翼对欧史是肯定的，他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章学诚评论说:“欧公文笔足以自雄，而史识史学均非所长”。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新五代史》虽有不少肯定之处，而对于学《春秋》，意主褒贬，则加以批评。
但从史料的角度来看，两书可以互相补充，是不能偏废的。欧史也存在一些史实的错误，宋人昊缤撰《五代史记纂误》5卷，记载‘凡二百余事，皆欧阳永叔《新五代史》抵梧鲜讹也”。原书失传，清初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20条，编为3卷。《四库提要》称此书对欧史“一一抉其缺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
《新五代史》颁行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吴续作《五代史记纂误》，挑出二百多条鲜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采用薛史，刘教对欧史无韩通传也进行了批评。但到南宋以后，欧史独享盛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削去薛史只用欧史。这主要是由于欧史效法《春秋》，突出林王思想，“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是欧史的中心思想。比如欧史对朱温篆唐是深恶痛绝的，一再提出‘天下之恶深久矣”，但即使像梁太祖这样的皇帝，也是不能反对的。
《梁本纪》开平三年(909年)七月，杨虔叛梁附蜀，后被提获杀掉，则称“杨皮伏诛”，对梁尽忠的则加以表扬，贝州守将张源德，因守城不降，为部下所杀，则书“死之”。在《死节传》的三个人中，梁臣王彦章居第一位。欧史用算王思想对五代人物的严格褒贬，就直接为宋政权服务，也是为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服务。这种尊王思想，也适用于入主中国的“夷狄”。五代的唐、晋、汉三代，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由于他们在中原建立了王朝，欧史都承认他们的地位，作为他们的臣子，都要向他们效忠。
《死事传》中的夏鲁奇、姚洪、王恩同为后唐而死;翟进宗、沈斌、王清为后晋而死，都是被肯定的人物。后晋石敬塘勾结契丹耶律德光夺取了后唐政权，并向耶律德光称子称臣，这样无耻的行为，欧史并未认真批评，由此可以理解金朝女真统治者也提倡欧史的原因所在。由于欧史比薛史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所以南宋以后独享盛名。到了明朝，薛史几乎不传。今之传本，乃是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整理的，原书早已不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