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乔治·奥威尔，甚至愿意去多次翻阅揣摩，因为他的文字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下，我们愿意去思考，也尝试着去挣脱，他用无尽的冷意和残酷的现实去直击人性，却意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读者感到酣畅淋漓。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超能力”，曾经在听著名学者止庵说起奥威尔的时候，有两个词是让我深受触动的，奥威尔是一个“圣徒”，也是一个是“先知”，他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文体大师”，更是英国评论家V.S.普利切特口中那个“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对于我们很多大众读者来说，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让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了，这两本书有很多种版本，甚至数十年来都依然有着很高的热度，我们在很多版本的扉页上都会看到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写下的这样一句：“多一个人读乔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奥威尔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
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他说自己“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看重的”，这似乎也正应了“先知”与“圣徒”的形容，他坚持人道主义、揭露极权统治之恶，在这样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奥威尔完成了《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将政治与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作。
但是，无论是“先知”还是“圣徒”，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政治上历经波折，在文学上也曾有过被退稿的经历，而且这部作品还是回来流传甚广的《动物庄园》。
奥威尔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像一位极富预见性的先知，后世后代无数读者为之痴迷，然而在他的年代，奥威尔却是一位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都遭遇过各种“吃瘪”的人，在《道路、意义与生命：乔治·奥威尔书信集》中记录过一封很特别的信，那是著名诗人、剧作家T.S.艾略特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
艾略特并不是觉得奥威尔的这本书在写作上有什么缺点或者瑕疵，相反，他对于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写作技巧是高度认可，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这本书的很多优点，比如书中对寓言的处理技巧非常的娴熟，故事的叙述也非常吸引人，让人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艾略特甚至评价这本书说，这是自《格列佛游记》之后，很少有作家能做到的一点。
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了拒绝，甚至在奥威尔不止一次致信过艾略特之后，他终是不敢贸然出版这部伟大作品，具体原因他在给奥威尔的拒稿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确信这是不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观点（我敢肯定其他董事没有一位能确信）。尽管对于那些假装其他利益和动机高于纯粹的商业财富的出版社来说，出版反时代潮流书籍肯定是它们的职责；然而不管是哪家出版社，都需要公司里至少有一个人确信这是当前需要说出的事情。我找不到任何需谨慎的理由来劝阻其他人出版这本书——如果他相信它所主张的观点。
在这之前，《动物庄园》已经经历了四家出版社的退稿，原因也大致是相同的，他们没有人敢接受这样一部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作品，因为故事的结局预言苏联的结局，而在那个时候，苏联正挟二战打败纳粹的余威和道德权重，如日中天，这部作品已经出版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轩然大波”带来的是好还是不好的影响，没有人敢冒这样一个险，因为奥威尔自己也曾坦言说，即便身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写《动物庄园》就是为了破除“苏联神话”。
这无异于一剂强力的警告，让全世界都去思考、去警惕，那些事情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动物庄园》最终得以发表实在是历经波折，幸好奥威尔不曾放弃过，才不至于让后世错失这样一部有着深远意义的传奇之作。
《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我认为用它形容奥威尔再合适不过，就像奥威尔自己曾经说过的这段话一样：“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让奥威尔做出这种种选择的，就是这种使命感，甚至对自己一向苛刻，他正直自省，不惧强权，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用自己娴熟的写作技巧去抨击政治上的丑恶，将个性、文学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留予我们那样优秀的传世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