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物是一本无声的书，当历史都缄默时，它还在说话。在龙都濮阳，就有这样一处文物，它穿越了几百年的风霜雪雨，依然矗立，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它往日的辉煌。因为它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所以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为的就是一睹其真容。又因为它所载信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许多报刊媒体蜂拥而至，要将它破译，它就是濮阳县3处国保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唐兀公碑。它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王朝西夏。
神秘的西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几位专家学者根据唐兀公碑所提供的线索，在唐兀公碑所在地一一濮阳县什八郎村一带进行考察。根据《杨氏族谱》《唐兀公碑》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文史资料考证：现今生活在濮阳什八郎村的村民均为西夏遗民。那么，昔日贺兰山下剽悍粗犷的游牧民族，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濮阳农民而出现在中原腹地呢？
说到西夏，不能不说说西夏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大大咧咧”的马背民族，竟然把自已的历史弄丢了。曾经一个那么雄悍、充满激情、燃烧着生命烈火的民族，扯旗放炮的与大宋朝斗了100多年的党项人，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倦怠的目光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游历之时，不难发现，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有一个奇特的民族，曾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迅速崛起，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对立的西夏国，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他们在茫茫大漠、茵茵草原间渐渐壮大起来，好似一群奔腾的烈马，左冲右突，东征西讨，终于雄霸西北，“东尽黄河，西至阳关，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里。”而偏偏一部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竟然没有他们的历史。我们知道，改朝换代，新的王朝对前朝修史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蒙元帝国占居中原后，对宋、金、辽都修了史，秉笔直书，详略得当。但唯独不给西夏修一卷史，可见成吉思汗的子孙对西夏的仇恨是多么深。这个历经9代皇帝，在西北活跃了189年的西夏王朝，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就连他们创造的文字也成了今天的天书。浩浩华夏，一部多民族的历史录像带，在这里竟出现了一段空白。
成吉思汗是个大老粗，却是个天生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连征服大小40余国，为了拿下小小的西夏，在时间内，他曾发动6次大规模进攻。傲慢的蒙古人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使蒙古人恼羞成怒。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公元1227年，强悍无比的蒙古铁骑终于踏进了西夏的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而在此一个月前，成吉思汗又在征西夏时，由于烈马受惊，摔伤身体，这位战争巨人，不可一世的军事家，临终留下遗言：“屠城 ”！结束了壮烈的一生。
战争结束后，这个敢跟成吉思汗“叫板”的王朝，在历史的记忆中渐渐的消失，渐渐的被人遗忘了，以至今日，西夏竟成了一个“谜一样的王朝。”
濮阳唐兀公碑的故事
唐兀公碑的来历，与它上面的文字一样，同样充满着神秘色彩。
唐兀公碑位于濮阳县东20公里的柳屯镇。柳屯原名柳下、柳下屯，因是“ 和圣 ” 柳下惠的食邑而闻名于世。穿镇而过的209省道与古老的金堤刚好交叉成一个坐标。杨氏族人就居住在金堤南北、公路两侧的诸什八郎村。而其先祖墓地及唐兀公碑就位于金堤脚下，杨氏族人捐资修建的碑亭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金堤河大桥下的金堤河自西向东缓缓流淌，水面不宽，河水清澈见底。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金堤，犹如一条苍龙蜿蜒而去，与金堤河相伴着东西伸展。唐兀公碑就在金堤河北岸、金堤以南，紧靠着公路，位于公路东侧的一片麦田中。整个墓区没有围墙，可以随意进入。
墓区的主体为唐兀公碑，系唐兀氏家族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为其迁衍始祖唐兀闾马所立的功德碑它是杨姓族人代代相守、精心呵护的珍贵遗物，经过生死守护，得以保存至今。每遇战乱、社会动荡，族人便会把石碑埋藏于地下，逢太平盛世，再将碑挖出来重新立起。虽历经了多次兵燹和运动，唐兀公碑仍矗立于原址。据说，唐兀公碑最后一次深埋是在“文革”运动期间，而后于1984年又重见天日，并由碑铭内容引出杨姓族人的祖传遗书《述善集》的面世，进而引发了一个中古时期党项族所建西夏王朝兴亡、民族融合的话题来。
杨世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末年归附蒙古。唐兀为蒙古姓，在蒙语中即为“唐古特”，与“党项”有对音关系。杨姓族人在填报民族时自称汉族，但他们根据《述善集》、《唐兀公碑》以及《杨氏族谱》的记载，认为其祖先既来自元代蒙古族之姓唐兀氏，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近年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专家根据《唐兀公碑》《述善集》的记载，确认当地杨姓居民正是西夏王朝灭亡后，被成吉思汗儿孙们称作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西夏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儿孙们把西夏的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经过700多年的历史变迁，西夏遗民已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而杨姓族人的先祖唐兀台则随元朝皇嗣忽必烈南征金国和南宋。后唐兀台逝于兵营。当时二世唐兀闾马年仅10岁，在军中族人的照料下长大。后来参加了《射雕英雄传》中描写的攻克襄阳、樊城的关键战役。当然，那时他是郭靖的敌人。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下战功而受封。而这位唐兀二世却不是只爱骑马射箭、舞枪弄棒的武夫。他功成名就后，相中了濮阳这片土地，遂定居在杨什八郎村，并且开启了这一家族耕读传家的门风。至元末明初的唐兀崇喜，私下将自己的姓氏改作杨。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的缘故吧。
民族融合的见证
据什八郎村83岁的杨成贵老人讲：“杨什八郎村因古代18位杨姓转业军人在此定居而得名。至今，杨氏族人已传28世，自第9世分为9门。仅住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东杨庄等15个村庄的杨姓族人就有800余户，4000多人。老一代‘兴’字辈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现在各村‘拿事’的多是‘存’字辈和‘世’字辈”。作为西夏党项族遗民，仅其一个分支就保存着这样一个完整的、兴旺的家族，的确另人叹为观之。
据《唐兀公碑》《述善集》所载，闾马“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濮阳东，拔付草地，于民相参住坐……”所谓“大事既定”，应是蒙古灭掉南宋，一统天下。“拔付草地”是指由政府划给土地做牧场。“于民相参”，则是说明唐兀闾马不是普通居民，而是“官户”。由此看来，闾马来濮阳并不是个人行为，元统一天下后“百万大裁军”，唐兀闾马应是从野战部队“转业”到地方的。
元初，由于连年战乱，中原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檄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屯之”。濮阳地处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忽必烈安排了大批屯田部队。他们“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唐兀闾马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转业”到濮阳的。他的后代也一直没有脱离军籍。到四世唐兀崇喜（杨崇喜）仍任“军民万户府”的“百夫长”。
部队转业屯田，有点类似于现在我国内蒙、新疆等地的“建设兵团”。唐兀家族虽说仍是军户，但在结束了数十年的动荡岁月之后，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新环境里，唐兀氏家族修建房屋、添置家产，终于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在杨什八郎村，杨姓族人向来以通情达理、团结和睦而闻名乡里，堪称濮阳地区尊守传统道德观范的典范，颇有点“克已复礼”的意思。据杨成贵老人讲：杨姓族内从来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骂大街现象。农村常见的赌博陋习在杨什八郎村更是看不到。一家有事，众人帮忙。在柳屯一带，杨家虽说“人多势众”，但与周边的村庄从来都是和平共处。据了解，杨什八郎村的这些特点是来自于本族的乡规民约一一《龙祠乡社义约》的影响。
斑驳陆离的唐兀公碑，在渡过人世浩劫之后，虽然是伤痕累累，但在它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读出了文化的沧桑。唐兀公碑矗立于深秋的旷野中，默默地穿越时空，坚定地伫立在岁月的高深之处，只有秋雨寒风相伴，孤独寂寞凄凉。
轻轻抚摸《唐兀公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一个穴位。从那冰凉的石碑中，我读到了一个王朝奔腾的血脉、风操凛凛的气节。这石碑仍然有一种宁静的力度、沉默的力量，虽然伤痕累累，仍不减傲视风云的雄气、霸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