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占庭传来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学者把它们和西方流传的通俗拉丁文本作对比，发现在标准的拉丁文本里，的确有许多错误，特别是把希伯来文本和阿拉梅语文本一起进行比较，就看得更清楚。结果是，十六、十七世纪间，出版了一些所谓“多语种圣经”，其中把《圣经》用六丶七甚至八种文本对照，不同语言和不同时期《圣经》文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就显得非常清楚了。
这种对《圣经》文本的科学比较分析推翻了历来对《圣经》的绝对信从，使人认识到《圣经》是在历史中，经不同之手写成的。这也影响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这种研究方法对日后伊斯兰世界怎样看待《古兰经》，也产生了影响。如果伊斯兰神职人员对《古兰经》不进行同样的文本比较研究，他们所作解释的权威性也会大打折扣。十五世纪后期，欧洲基督教学者所从事的这种研究，很快便引赶传统的罗马公教会和新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新文化的一位代表便是岀生于荷兰的学者德西德鸟·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约1465-1536年)。
伊拉斯谟分析研究古代文献之后，认为罗马公教会要求信徒无条件相信《圣经》通行文本绝对正确，包含的都是永恒真理，乃是不能接受的。他晚年的研究更指向罗马公教会的权威结构，认为它经不起智性分析的检验。他自己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改革家，但是他清除了对《新旧约圣经》中许多地方的不正确解释，还刊印了一批基督教初期学者的重要著作。
伊拉斯谟在他所著的《反巴巴里》中，猛烈攻击当时罗马公教会把持的文化，特别是神职人员控制了欧洲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他谴责神职人员不让青年学生接触古代的世俗文化，包括文学作品是无知和伪善。这种教育不致力于扩大人的知识、提高人的文化，从而使人幸福；而是把人保持在愚昧的状态之中，使人得不到快乐。教会维护传统秩序，因为在这个传统秩序之下，教会神职人员可以享受舒服的生活。神职人员不仅把持进入天国的钥匙，还把持进入科学之门的钥匙，使人不能更好地认识神的创造。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些人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果大众读到圣书的原文，从圣书的源头懂得其中的真义，他们就将威信扫地。为保持他们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极力掩藏许多事情，或加以曲解，以掩盖自己的无知。伊拉斯谟的描述，对当时欧洲实际情况是过分悲观的，事实上，欧洲文明是在急剧地变化。十五和十六世纪是教会和知识界再次对峙的高峰时期。从十二世纪开始，伊斯兰文化把希腊哲学与学术介绍到西欧，基督教思想要和希腊古典文化协调，这推动了西欧文化的发展。到十五，十六世纪时，知识界对希腊古典文化又加深了认识。
老的协调框架已经不足以应付了，需要有一种新的分析，按基督教文化和古典希腊文化的真正精神，使两方面都得到“新生”。从波兰到葡萄牙，从瑞典到瑞士，人们通过文字、绘画和建筑所要表达的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现实，怎样在追本溯源之中开放出新的花朵来。在意大利，君主的宫廷、君主贵族支持的学院以及大学为这种活动提供了有组织的支持。在波希米亚，查理四世皇帝(1346-1378年在位)既推进宫廷语言的拉丁化，又从事德语的规范化。
1348年，他还按照意大利波隆尼亚和巴黎大学的模式，在布拉格创立了波希米亚的第一所大学。在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堡里，壁画也仿照意大利画家乔托的风格。他的朋友——波兰国王卡希米尔三世(1353-1370年在位)也採取同样的做法，于1364年在国都克拉科建立大学。在匈牙利，国王在维塞格拉德修建巨大的皇宫，发展以宫廷为中心的学术文化。
与此同时，在历来的文化中心、修道院及其图书馆里，学术文化继续发展，只是这时，城镇的上层社会也参加到发展新文化的行列中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