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一般首先会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唐代贞观年间的繁荣程度其实还不及隋炀帝大业初期，以致于贞观年间还在消费着隋朝留下的存粮。贞观年间西域高昌国的国王鞠文泰从唐朝出访回国后也曾对大臣说：”如今中原不及隋时繁华“。这么说来隋炀帝大业年间的繁华程度更胜唐太宗贞观年间。既然有人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千古一帝，那么隋炀帝杨广是否也当得起这千古一帝的头衔呢？
中国古代有给前代君主上谥号以进行评价的传统。唐朝人给杨广的谥号是隋炀帝，而根据古代谥法：去礼远众称“炀”，显然这不是啥好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隋炀帝之前被冠以“炀”这个谥号的正是当年被杨广俘虏的陈后主陈叔宝，而陈叔宝的谥号恰恰是杨广选定的，没承想给别人加上“炀”这个谥号的杨广到头来被别人把这个谥号安在了他的头上。然而杨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谥号：王世充拥立的皇主杨侗给自己的爷爷杨广上的谥号是明皇帝，庙号世祖。
由此可见这个评价差异之大。毫无疑问杨广的历史功绩是被人为地弱化了，在这点上杨广似乎有些冤枉。然而一个不折不扣的基本事实是：继承了隋文帝杨坚开皇之治遗留基础的他愣是活生生把一个王朝弄垮了，对此他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当年被强征挖运河的民夫的角度、站在征伐高句丽的大军中一个无名小卒的立场去看待杨广还会觉得他冤枉吗？说到底”成王败寇“——既然杨广身死国灭，那么话语权自然掌握到了别人手中。
掌握话语权的李唐王朝必须通过对杨广的批判显示自己应天顺人的政权合法性，所以除了隋王朝的那群遗老遗少之外历史上对杨广的评价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事实上杨广给我们留下的似乎就是一个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昏君暴君形象，而且是从《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一直坏到《隋唐演义》。难能可贵的是他坏得灰常有特色灰常细腻，尤其是在野史小说中给人的赶脚就是他占据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客串着加藤鹰的角色。
作为对手的唐高祖李渊对杨广的评价其实过于妖魔化了，而民间的戏曲、小说继承了李唐皇室对杨广的批判之风，于是就形成了杨广的荒淫昏庸形象；相比之下作为孙子的杨侗显然又过于溢美，如果杨广果真如杨侗所言一样圣明，又怎么解释隋朝的短命呢？对此我个人以为：隋炀帝的的确确是一代暴君，此乃不争的事实，只不过他没野史小说中那么荒淫无度，他是一个有野心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功在千秋的，问题在于他太急功近利了，总想毕其功于一役。
为此他视人命为草芥，最终造反的百姓颠覆了他的王朝。如今在过去千年之后我们似乎更能客观地看待他的功与罪。公元569年大兴城（今陕西西安）的随国公杨坚府上诞生了自己的二公子杨广，因为杨坚的功勋，杨广在少年时代就受封雁门郡公。公元581年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位，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隋，年号为开皇，也就是在这一年十三岁的杨广受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后又授任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广率部南下参加隋朝平灭南陈的战役，完成了南北一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持续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他本人也因此功勋而晋封太尉。尽管隋朝完成了自秦始皇嬴政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在持续数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之后的大一统伟业，然而刚刚平定的江南地区尚未真正归心——就在隋灭南陈的第二年江南地区就爆发大规模叛乱，隋军平叛后杨广又被任命为扬州总管，负责处理江南战后事宜。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率军从灵武出发北上征讨突厥。
杨坚的皇后是北周八柱国独孤信之女独孤伽罗，自从二人婚后直至独孤伽罗辞世杨坚未尝纳妾选妃，独孤皇后死后杨坚虽立有妃子，但年事已高，并无诞下子嗣，所以杨坚的子女均是独孤皇后所生的嫡子女——他们分别是：长女杨丽华、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次女襄国公主、三女广平公主、三子杨俊（后封秦王）、四子杨秀（后封蜀王）、五子杨谅（后封汉王）、幼女兰陵公主杨阿五。身为嫡长子的杨勇被册立为太子，然而杨广却全程参与了隋朝灭陈的行动，杨广的功劳和地位日益提升。
太子杨勇生活较为奢侈，这令提倡节俭治国的杨坚甚为不满。另一方面独孤皇后不仅见不得自己的丈夫杨坚纳妾选妃，也非常厌恶自己的儿子及大臣有妾怀孕的。太子杨勇宠幸的美人多，太子妃元氏却突然死了，独孤皇后认为是太子的爱妾云氏害的，于是派人暗中监视杨勇。杨坚也怀疑云氏为太子所生的长子并非杨勇亲生。杨广见父皇母后对太子兄长心有不满，于是将自己的车马侍从都尽量削减以示勤俭，与此同时他常带着自己的正妻萧氏去给父皇母后问安。
除了极力在父皇母后面前展现自己的勤俭节约、夫妻恩爱之外，他还总是以谦恭的礼节和朝臣们相处，一时间满朝文武无不对晋王杨广赞不绝口。杨广见父皇母后和朝臣们都日渐站到自己这边，于是开始与张衡、杨素等人不断向杨坚和独孤皇后打杨勇的小报告，终于在开皇十二年（600）十月杨坚废黜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杨坚在仁寿宫养病，却莫名其妙驾崩于此，杨广随即继位为帝。关于这次仁寿宫事件后世无论正史、野史几乎都言之凿凿声称系杨广弑父。
然而这种宫闱秘事其实是很难找到有力可靠的证据的。不过退一步讲：即使杨广没弑父，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杨坚临终之际实际上已被杨广完全控制，这点正如日后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即使杨广没亲自动手弑父，他至少是在杨坚的治疗问题上有意放任杨坚早日驾鹤西去以便自己早日继位。继位后的杨广并不是像野史小说中那样沉迷于声色犬马：他尽管没能做到像他父亲那样只有皇后，不立妃嫔；但也绝不是像野史小说中那样“女人之于朕也，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其余无不可”。
杨广的后宫连皇后带妃嫔满打满算只有八位（这其中还包括了正史上存疑的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这并不是因为杨广不好酒色，只是相比酒色他有更大的爱好，而正是他这个爱好最终导致了隋朝的二世而亡。其实杨广最大的爱好从他的年号就能看出来——大业：杨广下令修造了从北京经洛阳直达杭州的大运河，纵贯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杨广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呢？因为他敏锐意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现在回头看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有一条发展脉络就是经济重心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转移。从先秦到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基本属于蛮荒之地，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之后又经过六朝时期的发展使南北方之间的差距被逐渐缩小。然而直到隋炀帝的时代北方仍占据优势。在我们今天江南长三角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然而直到唐宋时期江南还一度被作为刑徒流放地。
在隋炀帝的时代南北差距在缩小，然而北方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中国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还得经历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之后才完成。我们今天作为事后诸葛亮当然能看出整个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全过程，然而当时的杨广却敏锐意识到了江南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修运河就是要打通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一方面是进一步促进江南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大运河的修建便利了南北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将华夏大地真正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归根结底大运河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心血结晶，事实上在杨广之前大运河的部分河段早就存在，杨广不过是将各河段连接到一起。江南的邗沟乃吴王夫差开凿，河北的白沟乃曹操所开凿，大运河固然是中国人民开创的一项伟大工程，而杨广在其中确实立有大功，但也不能将所有功劳全都算到他头上。通过大运河解决南北交流的问题后杨广又把目光瞄向了帝国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果说南北问题是由之前南北朝时代南北方长期对立造成的，那么东西问题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朝的都城是位于关中的长安。这在帝国的版图中处于相对偏西的位置。江南的粮食如果要运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的路程，同时长安对东部的辐射作用相对有限。既然解决了帝国内部南北向沟通交流的问题，那么对东西向的沟通交流问题同样不能厚此薄彼。杨广解决帝国东西战略的方法就是营建东都洛阳，然而此举却是一把双刃剑：营建东都洛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帝国的东西战略问题，然而北周、隋、唐三个王朝得以立国的基础就是关陇贵族集团，而离开了长安的杨广相当于抛弃了基本盘。
事实上杨广的时代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还相当强大，所以李渊一起兵就马上急吼吼地奔赴关中。李唐王朝正是在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下得以建立的，而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时除了滥用民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杨广抛弃了作为自己基本盘的关中。然而李唐王朝在坐稳江山后实行却是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的两京制，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杨广营建东都洛阳这一政策的继承延续。杨广营建东都洛阳的举措从长远来看是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的。
与大运河工程、营建东都洛阳同时上马的是增设进士科，由此完善了科举制度。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此举改变了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依靠门第血缘世袭爵位的现象，一方面为寒门弟子的晋升提供了通道，另一方面削弱了地方世家大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因此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此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科举的真正发明者是杨广之父杨坚，杨广只是进一步将其完善。这是一项影响后世中国上千年的制度。
在日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科举制也日臻完善，尽管科举制的弊端后来越发暴露出来，但至少在杨广那个年代这一制度为平民百姓的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势力，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事实上发源于英国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就借鉴了杨坚、杨广父子开创并完善的科举制经验。在完善科举制的同时杨广仍延续了其父杨坚在位时期的三省六部制，而这构成此后直到清代的千余年间历朝历代的政府组织架构模式。
野心勃勃的杨广同样没忘记帝国辽阔的西部疆域。杨广登基之时中原大地已在多年的战乱之后经历了其父杨坚的开皇之治，正处于百废待兴后的蓬勃发展之时。中原商人迫切希望重新打通自汉代以后就日渐衰亡的丝绸之路贸易，然而在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破坏后丝绸之路贸易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这时杨广想起了一个人——裴矩，此人是隋文帝杨坚时代的重臣。公元588年裴矩曾随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参与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过程中表现突出，后又设计将突厥分化为东、西二部。
杨广希望利用裴矩的外交能力和对西北各族情况的了解帮助自己完成对西部疆域的经略开拓，于是他召见裴矩就西部疆域的经略问题进行咨询，裴矩则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打开丝绸之路贸易的新局面并乘机加强和西域的政治文化交流，而这也正是杨广所想。公元605年裴矩受杨广派遣前往位于河西走廊的重镇张掖。在这里他放下朝廷大员的架子，广泛和中西商人就丝绸之路贸易和西域的风土民情进行探讨，最终他将所收集的情报汇编整理成为《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介绍了西域44个国家的情况并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路线：北道是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渡过北流河到达突厥可汗庭，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并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西部重镇敦煌；中道是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由此再结合从长安到敦煌的路线之后整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图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要知道在此之前尽管张骞开辟这条通道已有近千年，然而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大体还是在西域中亚一带，只有甘英成功到达了地中海，遗憾的是他未能为后世留下自己出使路线的地图。与此同时裴矩也了解到：来自西域诸国的商人都迫切希望前往长安、洛阳贸易，这一愿望丝毫不比中原商人希望重新打通丝绸之路贸易的意愿弱。然而此时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后丝绸之路沿线的驿站多已年久失修。
这些年久失修的驿站已不能再为过往客商提供食宿服务。于是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同时降低关税，他还鼓励西域商人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由政府提供沿途食宿和保护。这时丝绸之路贸易还面临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割据青海、河西一带的吐谷浑汗国。吐谷浑的开国之祖是五胡十六国中开创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慕容廆的兄长慕容吐谷浑，尽管他身为长子，但却因为是庶出之子而与王位失之交臂。
慕容吐谷浑的弟弟慕容廆继承慕容部后慕容吐谷浑率自己的部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公元329年建立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打败吐谷浑后向西开拓国土并重新打通丝绸之路贸易正是杨广梦寐以求的千古奇功，于是杨广将裴矩从张掖召回就征讨吐谷浑之事进行商讨。商讨完毕之后杨广随即委派裴矩再赴张掖，回到张掖的裴矩不仅召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洛阳的邀请，对外交和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杨广一起祭祀恒山。看似寻常的祭祀活动其实却是为构建针对吐谷浑的外交包围网铺路。大业四年（608年）裴矩成功游说铁勒诸部南下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逃到今天西宁一带，此时杨广正统率隋军严阵以待等着他。最终吐谷浑被灭国，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在这一地区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
这也是青海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华版图的开始。在此战中杨广亲自御驾西巡，部署兵力。战后杨广又率军翻越大斗拔谷，结果遭遇大风雪，士卒和随员被冻死者甚众，这其中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杨丽华。杨广在历经艰险翻越大斗拔谷后抵达了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的王公、商人们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杨广在这里召开了一个云集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4月30日的上海世博会上甘肃馆所展出了纪念当年杨广在张掖召开的这场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万国博览会”的画作。
在西部开疆拓土的同时杨广还先后对突厥、契丹、琉球、占城等地采取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他还遣使出访新罗、倭国以扩大隋朝的国际影响力。杨广晚年三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尽管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看也是必要之举。如果我们将杨广一生所做之事孤立地看待，那么他几乎没做错任何一件事，问题在于：尽管方向没错，可步子走得太急了。杨广总想着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一个大工程接着一个大工程，一场大战接着一场大战。
在他的眼中老百姓不过是他实现自己大业的工蚁而已，他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然而对百姓而言：什么开疆拓土、丰功伟业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当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时运河、科举、丝路都无法挽救隋王朝的覆灭。大业七年（6）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由此揭开了隋末民变的历史序幕。大业九年（6）民变开始向全国范围蔓延，同年六月杨素之子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抗杨广，此事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时的杨广选择跑到江都（今江苏扬州）避难，他不愿正视民变四起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于是谎称变民“渐少”，而他竟自欺欺人地置酒高会。此时的杨广早已放弃了他曾心心念念的大业，他已变得和野史小说中那个荒淫无度的形象越发接近了——终日沉迷酒色，不理国事，生活也日益奢侈腐化，终于在大业十四年（6）三月宇文化及发动政变逼杀杨广。杨广为后世留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留下了大运河，这些遗产对之后的李唐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此时的世界曾与中华秦汉并立的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尽管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仍延续着罗马的名号，但西欧已进入混乱不堪的中世纪。由匈奴西迁所开启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颠覆了贵霜、笈多、波斯、罗马等古典帝国，事实上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五胡乱华的惨象，不过当隋王朝统一之后中华大地终于率先从一片混乱中走出，开始了自己一枝独秀的发展历程。事实上杨广奠定了此后上千年的中华历史的发展基础，甚至我们今时今日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方案还利用了京杭运河作为输水通道。
我们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在发扬当年他所开拓的丝绸之路贸易，尽管他所开创的科举制度早已被历史所淘汰，但今时今日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官公务员考试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中国科举的经验......由此可见杨广之功甚大。然而无论他有多大功绩，始终掩盖不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代暴君，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身死国灭而为天下笑的亡国之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爱惜百姓，视人命为蝼蚁草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