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在进行，其中涉及的制度广泛而复杂，既包括著作权立法目标的重构、著作权客体制度的再造，又包括著作权人权利体系的配置、法定许可机制的重组和集体管理机制的创新，尤其是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制度的创设等。在顾及这些传统制度建构的同时，还尤其需要注意“公共领域”制度的建构。注意维护著作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之间的平衡，在激励作品创造的同时，注意维护公众通过公共领域实现的知识自由、信息自由、学习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权利，实现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作品传播者、消费者利益的有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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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在进行，其中涉及的制度广泛而复杂，既包括著作权立法目标的重构、著作权客体制度的再造，又包括著作权人权利体系的配置、法定许可机制的重组和集体管理机制的创新，尤其是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制度的创设等。在顾及这些传统制度建构的同时，还尤其需要注意“公共领域”制度的建构。注意维护著作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之间的平衡，在激励作品创造的同时，注意维护公众通过公共领域实现的知识自由、信息自由、学习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权利，实现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作品传播者、消费者利益的有机平衡。
先有公共领域后有著作权
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有著作权的存在必然就有公共领域的存在。从著作权制度发展历程看，也是“先有公共领域后才有私有化的著作权制度”。而且，著作权制度的存在，也是为了激励当下的作品创造和知识生产，以丰富未来公共领域的事物。因此，公共领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也并非是与著作权完全对立的。理论上那种“有知识产权就必然没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和著作权之间势不两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更不能认为“只有著作权才激励了创造，公共领域对人类知识的生产无能为力”，否则就无法解释著作权为何一定要受时间限制。作品过了一定的保护期，就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为人们自由共享，让其成为后来者进步的阶梯和基石，成为后来者知识创造和文化生产的源泉。
著作权并非保护单个作者
公共领域制度的本质就是要人们认识到：著作权保护的实际上并非是单个的作者（Author），而恰是体现了知识的“交流、互补、累积、传承”关系的创作链（Authorship）。《著作权法》如果仅仅看到单个作者而忽视了一群作者，仅仅看到当下作者而忽视了未来作者，都是极端危险的。毕竟作品不同于一只羊腿，是静态的。作品以有生命的方式，嵌合在人类文化的整个知识生产体系中。因此，作品一旦面市，就并非如同一把椅子、一座房屋那般，为所有者绝对拥有。它将成为人们“模仿、评论、挖苦、讥讽和借用”的对象。只要这种“讥讽和借用”不至构成对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都属于自由而合法的。
也就是说，人类的知识进步和文化创新是以既有作品为基础的再创造过程。作者的创造活动不仅取决于作者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他和公共领域的良性关系。其既取决于个体的创造，也取决于同时代人文化的积累。人类的创造活动，将因留给公共领域的事物太多或太少而受到影响。因此，探讨如何开辟合理而又广阔的公共领域，为人们的自由创作和创新提供条件，就成了立法者的神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