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太平花》正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面对国难，张恨水笔锋一转，在小说中加入抗战内容。张正说：“父亲曾对我们回忆，自从改写《太平花》开始，他就转向写抗战小说了。”随后，又有描写常德会战的《虎贲万岁》等多部抗战小说问世。
南京大屠杀后，张恨水呈文政府，请求自费上山打游击。随后，请缨未果的他满怀悲愤西上重庆，并被聘为《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一天晚上，赵超构与毛泽东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毛泽东请赵超构向张恨水转达他的问候，希望他有机会到延安看看。
第二年秋，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专门抽空邀见张恨水，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张正曾听大姐张明明说起这次谈话的内容。“父亲和主席谈的是如何写爱情的问题。但具体细节，没有多讲。”那次见面，毛泽东和张恨水谈得很尽兴，张恨水告辞时，毛泽东特地将一块延安生产的粗花呢子衣料，还有一袋小米、一包红枣送给张恨水。“父亲后来把那块呢子衣料做成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活动，他总要穿上它。时间长了，衣料褪了色，父亲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担任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曾多次见到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要写他们恐怕难以胜任。” 毛泽东说：“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张恨水。”主席连连说：“还记得，还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