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遗愿清单》中，富翁爱德华和汽车修理师卡特身患癌症，住在同一病房。当知道生命时日不多时，两人写出遗愿清单，包括高空跳伞、开野马跑车、到埃及看金字塔、去印度看泰姬陵、去埃塞俄比亚看野生动物、去中国看长城等愿望，并逐一实现，在人生终场前得到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对于临终患者，医生考虑的往往是如何通过医疗手段延长生命。主治医生告诉爱德华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幸运的话也许有一年，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性治疗，可能会对病情有所帮助。医生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却与患者心愿相背离。虽然延长生命往往是人生的最大愿望，但因罹患绝症，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时，患者或许会改变它。
在囚笼一般的病房里，在冰冷的各种仪器的监护中，即使生命得到短暂的延续，那也只是苟延残喘的痛苦。据调查统计，美国的大部分临终患者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他们的最后时光，而在生命末期保持清醒意识的患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曾经抱怨至少有一半时间会感到中度或重度疼痛。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作者陈褒琳指出了医学领域所存在的一个本质上的悖论：
“这个行业以照顾患者为前提，却又从机制上否认临终患者的感受。”
陈葆琳祖籍台湾，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师，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外科训练，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1999年荣获该校最杰出医师奖。她所写的《最后的期末考》一书，记录了自己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对医学教育和临终关怀等诸多问题的反思。
她在书中提出，对医生来说，照顾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患者，是医生的最后一场考试，也是最难的一场考试，很少有医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医学领域的训练、成规和责任。这些训练、成规和责任，让医生达到了职业要求的冷静和理性，却也抑制住了他们的本能反应和自然情感，在对待死亡这场期末考试中，陷入了困惑与不安。
一、训练的原因
从医学院的解剖训练开始，学生们就要学习去压抑自己的自然感受，将尸体看成一件物品，就像工人面对着流水线上的电子元件。
在第一次人体解剖之前，学生们必须要依靠死记硬背，去记住大量解剖构造术语，要学习“末端”和“近端”、“外展”和“内收”、“横肌”和“矢状”，要熟悉人体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块骨骼和每一根神经。
解剖开始时，所有的尸体都面目朝下，从手臂和腿部开始，再逐步延伸至胸部、腹部，直到解剖的最后两个星期，才会看到尸体的面部进行头部解剖。这种循序渐进的引入方式，即有利于学生适应人体解剖，也有利于在心理上对尸体的物化过程。
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最终能够将尸体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学会到自我疏离的本领，克制住源自本能的恐惧甚至反感，将兔死狐悲的生物本能排除出意识之外。
除解剖训练外，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医生还要经过大量训练。陈葆琳在医学院毕业后，整整花了九年的时间用于临床外科训练。这些训练让她不断机械般地重复正确的做法，直到最后无法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这些训练，也进一步加强了医生对人体的物化过程。
据说，外科医生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给至亲之人做手术，或许，这就是由于无法将至亲之人也进行物化吧。
二、成规的原因
陈葆琳在手术前，有一套刷手程序：每面刷洗二十次，持续时间不得少于半分钟；每侧手指、手背、手掌、前臂的内外侧均要刷洗一分钟。她相信，只有通过这套程序，才能将手臂上的细菌刷洗干净，避免在手术中造成患者的感染，引发严重后果。这是外科手术准备工作中一项成规，在医学领域还有着“程序”“计划”“流程”等各种成规。
有些程序非常简单，比如宣告死亡这种生命消逝的伟大过程时，只需要核实三件事：没有自主心跳；没有自主呼吸，对疼痛刺激没有反应。有些程序则复杂繁琐，比如打开病人的腹部、抢救血肉模糊的伤者或者移植肝脏，需要完成数十个独立步骤。
这些成规形成了标准化流程，包括了接诊病人、询问病情、进行检查、与病人家属沟通等各种情况，它们能确保医生在诊治的全过程中不加入个人情感，只按照客观存在的各种数据，去制定方案，开展治疗。
成规的标准化，毫无疑问会减少医生犯错的几率，但也让医生束缚住自己的思考，形成对成规的盲目性依赖，并忽略掉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情感。
三、责任的原因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所有的人在从医之前，都在梦想帮助他人，挽救生命，而不是面对绝症，一筹莫展。
在面对绝症时，由于救死扶伤的责任无法实现，有些医生会选择逃避。陈葆琳学习病危护理时，医院接治了一位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病人产生抗药性后，主治医生便失去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数年之后，陈葆琳也学会了逃避。一位朋友身患肝癌，并已经转移。在朋友的临终阶段，她尽管十分惦记，却没有勇气与朋友联系，这其实也是她站在医生角度的一种逃避。
当然，更多的医生在面对绝症时，所采取的往往是过度医疗。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积极治疗，维持临终患者的最后希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遭受诉讼，如果不采取积极医疗，法院有可能认定渎职。另外，在患者家属的心理上，治疗是爱和希望的象征，将更多的治疗等同于更多的关爱，没有人愿意成为负责叫停的人。
这些爱和责任成为负担，让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饱受折磨。
陈葆琳在《最后的期末考》中关于生死的追问让人深思，如何通过死亡这个期末考试，不仅是医学领域的命题，也是人类共同的思考。全书引用多个事例，都是陈葆琳的亲身经历，颇多泪点，戳中人心，可谓纪录片《人间世》的文字版。正如心灵作家张德芬所说：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解释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