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这样一部独特的院线电影。论商业性，它终究PK不过《海王》《蜘蛛侠》这样坐拥强悍IP的大片；论艺术性，它也并非像《狗十三》《地球最后的夜晚》这样的作者型电影，但是却展现了独具一格的时代面貌。
某个百无聊赖的周末早上，冲着对题材的好奇心，我去电影院看了这部非常“小众”的电影——《照相师》。在空荡荡的放映厅里，我竟然被它所打动。那是一种杂糅的情绪，个体的，国家的，被放置在漫长的四十年光阴中，如同置身于一个密闭的压缩罐头内，情不自禁地发酵。
当然《照相师》有不少软肋，譬如煽情手法老套，年份转换略显生硬，主题有点像命题作文……但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最为难得的是，它所呈现出的是远不同于以往其他主旋律之作的精神信念。
细想来，《照相师》能够打动我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从平凡人的角度切入，用普通市民的视角去透视整个国家的演进史。从中截取任何一段时空出来，都能在现实中找到活生生的对标点，引起深刻的情感共振。
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张唯，这是他的第七部电影作品。从执导《北京草原》至今，他始终热衷于记录大时代下的平凡小人物以及社会边缘人群。《一个人的皮影戏》、《打工老板》、《喜禾》、《天籁梦想》及《肋骨》、《照相师》，每一部都赋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打工老板》曾入围第3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喜禾》曾获西班牙马德里国际电影节外语片最佳剪辑、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天籁梦想》曾摘得第13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而《肋骨》则在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Kim Jiseok奖。
《一个人的皮影戏》
《喜禾》
《天籁梦想》
在改革开放轰轰烈烈进行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照相师》聚焦于深圳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打拼的人，搭配上不时闪现的历史影像资料，透露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不息步伐，也描绘出宏观背景下微小个体为生存奋斗的壮烈画卷。国家意志早已渗透进这个民族的发展蓝图中，所有人都遵照着祖辈先人定下的基调，扛着鲜艳旗帜为某种集体命运和记忆勇敢打拼。
一、反叛
影片《照相师》跟一般主旋律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充满了“反叛”的意味。开篇就是70年代逃港速写镜头，主角之一的蔡家老照相师蔡祥仁的妻子，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并以此来哺育家庭，不惜铤而走险连夜跳海逃港，至此音信全无。那时的香港对内地人而言，就像是一座等待挖掘的宝藏，偷渡行为屡禁不绝，尤其是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
电影将逃港事件巧妙地定格在1978年，也是在同一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导演设置的这层对比强烈而微妙，在暗讽叛逃者的“离经叛道”之余，也对改革开放心怀希冀。在那个刚刚经历重创的年代，提出改革开放无疑需要极大的胆识。
影片《照相师》的主角是蔡家三代人，而他们的共同连接点，片名已经给出答案：照相。片名可谓一语双关：照相，既是蔡家人的职业，也是一种见证，以当局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参与整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蔡祥仁祖上都是干照相的，他自己也遵循了同样的生命轨迹，儿子蔡安国子承父业，到了孙子蔡正雄，依旧绕不开“照相”二字。虽然三代人都跳脱不出“照相”的宿命，但在这宿命里，却是火一般热烈的叛逆与开拓精神。
蔡安国的父亲一辈子给人拍证件照，但他敏锐嗅到个人主义的萌芽，于是大胆转向婚纱摄影。随着婚纱摄影走向豪华布景、旅拍概念，因资金紧张又转向艺术人体摄影。在保守的父亲看来，这些都是伤风败俗的照片，也就有了蔡安国愤愤不平的呛声：“拍证件照的哪里会懂艺术？”
蔡安国是超前的，艺术人体摄影在那个年代终归是一件新潮前卫的事物，就像喇叭裤、李小龙发型一样，是少部分人的狂欢。蔡安国选择进入这个领域，最终也成了婚姻破灭的导火索之一。蔡安国的儿子蔡正雄就更是带有叛逆血液了：读完大学就创业，不要父母资助，有着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悲壮。
北野武在书中曾经说过：“虽然辛苦，他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让人感受到生之快乐，这或许就是阿雄的人生模式，更是新世代的缩影。无须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敢拼敢闯，自我色彩浓厚，无惧长辈定下的规则和条条框框，他们是活在定性思维外的一群生龙活虎的人。
奇妙的是，这样的叛逆，最后都得到了某种和解：阿雄接受了母亲的注资，而他用app拍摄的照片则得到了爷爷的喜爱。这种温馨的处理方式缓和了冲突，在影片结尾处与升华的步调之间不谋而合。
陈文娟这个角色也带有很深的叛逆基因。首先她是一位女性，但她颠覆了传统的贤惠女性形象，一开始做倒卖生意，接着和丈夫蔡安国捣鼓摄影业。继而随着深圳92新股发行，她耍起小聪明，收集身份证提高中签几率，由此赚到第一桶金，也成为她入主股市的契机。
即使后来股市泡沫破灭，也没击倒她，反而审时度势，瞄准机会做起了基金经理。可以说她的每一步，都是风险与收益相伴而行的。陈文娟就像钢丝上的特技者，在这场惊险刺激的资本游戏中左右逢源，不走寻常路。
以往的很多电影，往往都喜欢把女性定格在一个很安分的位置，勤俭节约，操持家务，为丈夫端茶递水，为儿子操碎了心。但《照相师》非常突破，它塑造了这样一位女性：野心勃勃，目光精准，机会主义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机应变，勇敢坚毅，完全不输男人。这种设定让影片《照相师》的高度一下子就确立起来。
二、怀旧
影片《照相师》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重心又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可避免会带有叙事上的怀旧情绪，从影片中不断出现的符号可见一斑：旧式印花脸盆、带机箱的老款相机、一板一眼的全家福、凤凰牌自行车、粤语流行歌，以及随处可见的“改革开放”slogan。
加上电影的昏黄色调，渲染出了老一辈复杂的回忆。这回忆，现在的年轻观众就算懂，也只是懂个皮毛。我们终究无法得知：经历过浩劫的人们，面对变化、改革，态度有多忐忑多惶恐，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局势往往超出普通人的控制，他们只能跟随潮流，走一步是一步，即使现在看来无比正确的选择，在那个当下，也存在很多疑问。
新时代，旧时代，新旧交替是历史定律，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往往都有怀旧倾向，因为沉溺在往昔，是最安全的做法，毕竟历史已成定局，拥有百分百的确定性。相比之下，难以预测的未来，像只盘踞在命运前端的老虎，时不时发出危险的讯号。未来难以把握，过去则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事。而相片作为过去的载体，并不会随时光轻易消逝，某种程度上，相片定格了过去，最终晕染成情怀。
这项19世纪就发明的技术，在岁月磨砺下不断进化，当回忆慢慢变模糊，相片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透过那一张张记录快乐和悲伤的照片，我们得以串联起整个国家的历史：改革开放，下海经商，股市起起落落，香港回归，马拉松事件，科技时代的降临……就像在92发行新股的现场，一位女士被永远定格在了相片纸上，这一布列松所谓的“决定性瞬间”，最终汇聚成了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好的坏的，通通被完整记录。如果说语言存在说谎成分，那照片，就是当代最诚实的记录者。
三、异乡人的融合之路
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曾在电影《异乡人》中描述过一位找寻不到精神原乡的年轻人，终日在布达佩斯游荡。贝拉·塔尔把“异乡人”定义为一种精神上的虚无。我试图借鉴他的概念，把深圳市的外来人口称为“异乡人”。
其一是因为他们作为输入人口，拥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再次，异乡人有很深的悲剧属性，他们背井离乡，跳出舒适区，来到一个全新生活环境，忍受着巨大的思乡之苦，与此同时，还要艰难地重建人际关系。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那万丈高楼下，多是冷漠与沉默的面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空虚和贝拉·塔尔镜头下的年轻人殊途同归。
影片《照相师》中的陈文娟和后来客串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是深圳本地人，都是属于深圳的异乡人。好在《照相师》没有采取苦大仇深的风格去描述这些异乡人的生存处境，相反，却是生机勃勃的：陈文娟靠自己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阶级攀升；那位司机则满怀希望憧憬着未来的幸福日子。改革开放无疑是异乡人的春天，在这场历史性的南北迁徙中，更多的是对远大前程的渴望，是对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而纯粹的追求。
今天的深圳，外来人口比例占到80%，作为中国的大都市，它汇聚着五湖四海的人，你常能在地铁上听到各式各样的方言和不同肤色的老外，这些都让深圳成了名副其实的熔炉城市。在地域偏见愈演愈烈的今天，深圳的态度无疑是珍贵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为深圳出过力的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所谓一个城市的格局，绝不是宏大的纸上谈兵，而更在于生活里的小细节，就像《照相师》中呈现的那样，一张张以底层老百姓为主角的照片，一个个浓缩生活的案例……是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虽然《照相师》谈不上完美，也没有超强的卡司阵容，在这个商业片如潮的冬天，它显得有些无人问津。但我爱它的朴素，退一步说，对一部主旋律电影，你无法要求更多。能摈弃浮夸的宣传口吻，老老实实地把故事讲好，就是最大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