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省原阳县的四个男孩被掩埋的事情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议论。“官方”（原阳县）首先核实了施工车辆是否有违法经营行为，然后，在监管问责环节中，县住房局局长被免职。坦白地说，总体上问责制节奏与此类事件的后果基本相符。但是，在四个孩子下葬时，准备去墓地采访的“记者团”遭到了抵抗和殴打。甚至手机都被拿走了，退回时，所有内容都被删除（联系人，相册等被删除）。
之后，有记者问到原阳县宣传部副主任，谁还给了他们被盗的手机？负责人说他“不知道”。殴打记者的人是谁？他还“不知道”（并否认他说“犯罪者是死者家庭成员”）。你为什么阻止记者？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刷手机？他也“不知道”。
说实话，这些询问是“容易的”，因为仅仅殴打一名记者，造成人身伤害，眼镜和衣服损坏，就足以使人们感到这一事件本身有许多未解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阻拦“记者团”，如果没有人“安排”，他（她）就一定不敢阻拦记者。因此，宣传部长的“四个不知道”显然是有罪的表现。当然，这也反映出基层官员在处理公共危机方面显然缺乏专业精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媒体的恐惧，对信息发布的恐惧。结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不与公众交谈和隐藏信息的习惯逻辑。而且发布的信息越少越好。
实际上，对于男孩被掩埋事件来讲，已经走到了葬礼这一步，就表明该事件即将结束。这时，最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让媒体发布更多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最后的清理是否合适。但是，在这种相对闭环的逻辑中，“记者团”坚硬而深入，被拒之于墓地之外，还被从手机上拿走刷机，这使人们感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基本的常识性框架下，如果不允许媒体在埋葬时发布信息，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死者的家属对事件的结果不满意，因此可能会有“埋葬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能性”。而这些当然是“官方的”，不想让公众看到信息，因此会采取粗暴的手段将“记者团”拒之门外。
按照这种观点，“四不知道”的宣传部长，当然是有罪的。但是，仅仅道歉是不够的，毕竟“阻拦记者”，“殴打记者”，“抢机器刷”，如果不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意味着此事和掩埋的细节。要知道“记者被阻拦”，衣服眼镜损坏，手机被刷了，这些事实都是录像带的真相。因此，就“官方”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实话，而不是掩盖事实并认为它会消失。老实说，如果“隐藏事件”存在问题，则最好对其进行修复。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最终将被放置在那里，即使埋葬之后，也只是暂时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