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在中国是一个饱受社会争议的现象。现象的背后是一连串社会、法律、道德、急救、价值观等问题。要真正洞悉人的行为与动机，心理学必须要和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的交叉。
中国有着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想到老年人生理特征上的健康状况低下，出于文化传统、道德观与弱势群体的关怀驱动下，原则上是需要扶起摔倒的老人的。自春晚小品《扶不扶》引发国人热议和深思后，至今有关扶起摔倒老人被“讹诈”的新闻屡见不鲜。即便当今有城市监控系统，部分“勇者”运用手机摄像、汽车记录仪等技术手段作为保障措施扶起摔倒老人，仍难免被“讹”或者急救不当引发的法律纠纷。
一，揭示“不敢扶”问题的背后是的困境
1.非医护工作者，未受过急救训练的，有时候”扶一扶“会帮倒忙，甚至会惹上官非。如判断摔倒者伤情严重，最理智的情况是拨打110或120电话呼救求助。
2.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会影响该国人们的素质。根据中国网报道，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引发关注。月收入仅一千元，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另外，收入分配在中国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西部差距仍然明显，收入低于一千元的基本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低下会导致教育的缺失、不遵循社会规范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发生。
3.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会影响该国的文明程度。据我所知，韩国居民只要购买了医疗保险，在保险的有效期内得重疾，只需自费很少一部分钱，就能得到国家医疗福利制度的终身医治。在中国，尽管有国家医疗保险，可是许多药物不列入医疗保险范围，一个中产家庭成员得了重疾很有可能会倾家荡产。另外，许多老人没有养老保险也是现实，这也能解释为何出现社会丑恶现象。
4.不健全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讹人”的成本太低，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我错了”就能全身而退。国家必须立法考虑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的武器打击“讹诈”行为，保护助人之人，捍卫道德精神。同时，建立征信机制。可学习我国餐饮企业“海底捞”，该企业不光给员工支付薪酬，还对员工的父母每月发放现金福利。该员工的父母在得到关怀后会建议和约束该员工在企业好好工作。同理，社会中只要出现“讹人”事实的父母，通过告知该子女工作单位或者列入国家征信系统，让“讹人”成本大幅提高。
5.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每个人都有作恶的潜质。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6.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出现集体冷漠。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个会思考的芦苇，随时都会淹没在社会的滔天巨浪中。在这滔天巨浪中，善良的另外一面，并非邪恶，而是冷漠。冷漠的真实案例：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一位叫基蒂·珍诺维丝的年轻女性在工作结束后回到她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家。在她家的门口，一名男子正拿着匕首等着她。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这名男子连刺了珍诺维丝76刀。而在这一个小时里，珍诺维丝不停地绝望喊叫：“杀人啦！救命啊！”直到她死去。让人震惊的是，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至少有38名周围的居民在自家窗口目睹了这起行凶，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前往救援，也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记者对这38名旁观者进行了采访，他们无一例外地说，他们“觉得”其他人肯定已经给警察打电话了，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在这个凶杀案里，旁观者并非冷酷无情或者道德沦丧。对于每一个旁观者个体来说，由于他们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阻止犯罪的责任感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帮助求救者的责任是由大家来分担的，所以每个个体分担的责任就很少。这种集体冷漠的现象，心理学称之为责任分散。可以想象，群体越大，责任就越分散。
责任分散不仅使得个体不愿意面对邪恶挺身而出。而更糟糕的是，它会引发个体的平凡之恶。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去作恶时，他/她会将这个恶分散到这个群体的每个成员身上，从而减轻了个体的负罪感。津巴多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验证平凡之恶。他把两辆外形靓丽的名贵跑车去掉车牌、拆除敞篷，分别放到热闹繁华、人来人往的纽约市区，和人口稀疏的一个加州乡村城市。他想知道，究竟在哪个地方，车会保留得更久。结果发现，在纽约这个繁华都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像展开了一场拆车大赛，纷纷停下来卸走车上的东西。有的拆电瓶，有的清车厢，有的卸轮胎，很快这辆跑车就从纽约的街头消失得干干净净。而在人口稀疏的加州小镇，津巴多教授架设的摄像头监视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记录到有人对车下手。最后当津巴多不得不把车开回去时，竟然有热心人报警说有人偷车。这并不是因为纽约的居民道德更低下，人更冷漠，而是在纽约这样的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里，居民已经习惯了长期处于匿名和责任高度分散的情景中。于是，“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心态使他们变成了偷车贼。
二，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平凡英雄
面对错误的社会规范和群体压力，我们怎么才能不作恶，甚至挑战和推翻这些规范？根据津巴多教授等人的研究，总结出了以下三条原则。
1.你要保持对社会和群体影响的警觉。我们必须改变常漫不经心的态度，无论对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情景，都保持警觉。别人的主张和观点，我们要看到证据支持和符合逻辑的论述，而不是被时髦的名词、术语或者口号蒙蔽。
2.在追求群体接纳的同时，也要珍视自我的独立性。孤独不是埋葬我们的坟墓，随波逐流、放弃独立判断，才会真正绞杀我们的人性。即使你被一个群体放逐了、排斥了，也依然有其他群体等待你加入。
3.不要因为安全感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正如歌德在《浮士德》里所描述的，恶魔会诱惑你说，“只要你交出一点小小的权利或自由，我就会给你安全感、给你升迁、给你财富、给你更美好的未来”。当我们被这样的选择所诱惑，我们就迈出了作恶的第一步。这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牺牲的权利和自由，是真实而且立即生效的，但诱惑者的许诺却是个遥远的幻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群体的一员，这种群体身份，会分散我们的责任。一方面，它会让我们成为冷漠的旁观者，纵容作恶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也会激发我们心中的平凡之恶，让我们在匿名的掩盖下，成为作恶者。我们需要随时对这种群体影响保持警醒，小心翼翼地保护自我的独立性。其实，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关乎自由的斗争史。通过不懈的斗争，人们从中世纪神权的束缚中，和政治经济的奴役中挣脱了出来。但是，正如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弗洛姆所说，“自由的代价便是失去安全感”。虽然人们获得了独立的个体意识，但同时，也失去了宗教或者传统大家族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为了克服孤独，人们又转而依附于集体主义的权威。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这本书里，这样描述这种状态，他说：“现代人生活在这样一种错觉之下：他似乎很明白自己的追求，但事实上他追求的，不过是别人期望他去追求的东西罢了。”不过，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敢于直面群体压力，挑战陈腐的规则。
我们都熟悉的乔布斯，就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的产品理念，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放逐。之后，他凤凰涅槃，重回苹果公司。当时他制作的第一条广告，就是向那些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惹是生非、格格不入的平凡英雄致敬。在滚滚向前的文明大潮中，他们才是改变世界的天才。
赖剑峰
8月于端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