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怎么会和那么多义乌人有联系？鲍川，义乌市文联一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鲁迅与义乌人》的书？
鲍川在《鲁迅与义乌人》一书的《自跋》中写道：“缘何写《鲁迅与义乌人》？那又说到了前的1993年，文人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时，曾拙笔写过一篇《毛泽东与三个义乌文化名人》的文章。令我想不到的是，一生没有与毛泽东见过一面的鲁迅先生，竟与多位义乌现代文人有过交往。那时，我就突发奇想：义乌文人不简单。”
也就是说，鲍川想写《鲁迅与义乌人》，就从那时开始。偶然的发现，实在皆因有心。因为鲍川热爱鲁迅。1983年，他就已买了16大本的《鲁迅全集》。
1995年，已在义乌文联工作的他决定要写一写义乌人与鲁迅的关系。首先，他从查《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分册入手，查到其中与鲁迅有关系的义乌人就有何菁、陈望道、冯雪峰、冯三昧、俞春、吴斐丹、尹庚、何家槐、王西彦等。于是，一个个梳理，到处搜集资料，电话、通信、上门求教，辛勤地探索了近十年之久。
寻资料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例如寻何菁的资料，鲍川仅在1987年版的《义乌县志》中的“何菁”条下见到过这样一句：进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何菁与周师生情谊甚笃。具体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周”就是周树人，即鲁迅。当时(1909年)，鲁迅还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情呢？
何菁活到93岁，但也已在1975年去世。鲍川打听来打听去，终于在2001年打听到，何菁的儿子何家松在广州，担任政协副主席。于是鲍川就设法打电话联系。对方说，何菁生前曾写过一篇较长的回忆录，其中讲到在两级师范学堂读书的事。可惜文章已不在家中，可能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了吧。鲍川即与绍兴鲁迅纪念馆联系，对方说，纪念馆正在筹建中，找资料要等重建后再说。一年之后，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顾亚红女士来信告知，何菁的回忆录找到了，题目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有近万字，并复印给了鲍川。这一资料得来的确不易，前后有7年之久。
再如尹庚，读鲁迅日记，见在1935年3月18日写道：“得尹庚信。”鲍川马上查找，尹庚原是义乌人楼宪的笔名，当时是上海左联成员，曾主编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一书。1955年，尹庚因胡风的牵连被流放内蒙，后来就不知如何了。鲍川于是赶快打电话到内蒙文联去问，得知尹庚已平反，住在北京某处。其时，鲍川正在北京进修，马上到尹庚住处，见到了这位已87岁高龄的老乡，当面向他了解了许多事情。还有冯三昧，从鲁迅日记中，知道他与鲁迅有关系，但详情如何呢？除此之外，他们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鲍川买到了一本云南大学中文系蒙树宏教授写的《鲁迅年谱稿》,发现其中有冯三昧写的《鲁迅先生》一文,并知道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的封面是冯三昧画的图。鲍川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信向蒙教授请教……想不到，蒙教授很快就回信了，并提供了一些资料来源。迷津终于得到指点，原来，冯三昧的《鲁迅先生》一文刊登在1944年的《文坛史料》上，于是又通过在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义乌人朱博士，查阅到了收藏在那儿的冯三昧的《鲁迅先生》一文。
在采写《鲁迅与义乌人》一书时，鲍川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人，足迹遍及京沪等地。这有照片为证：作者与鲁迅之子周海婴交谈、和著名作家王西彦在一起，作者采访著名作家尹庚、原宋庆龄秘书李云、俞春夫人吴招驹、冯雪峰之子冯夏熊、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俞春之子俞天白、王西彦之子王晓明等。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这本书的完成还得到了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先生的大力帮助。在酷热的夏季，冯夏熊在家里只穿着短裤，挥汗为鲍川看稿改稿。还有病中的艾青，也为本书题写了封面。另外，鲁迅先生的独子周海婴，又为《鲁迅与义乌人》作了珍贵的序。这些，都为《鲁迅与义乌人》增色不少。
经过，写了30万字。9月，《鲁迅与义乌人》终于问世。令人遗憾的是，艾青、王西彦、尹庚都在该书出版前去世，没有能活着看到这本书。
鲍川在《自跋》中说：“十年的我，学会了放弃，弃官从文，赴京求学，梦想成真；学会了做人，随遇而安；学会了中庸，无论是非。”看来，为了写这本书，十年岁月，鲍川失去很多，但他无怨无悔。作为义乌后人，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作者丨逸 名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作时间，《十年磨一剑——鲍川与他的〈鲁迅与义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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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鲁迅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一群义乌文人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包括陈望道、冯雪峰、刘朝阳、何家槐、何爱玉、吴晗、王西彦等。他们追随着鲁迅先生的事迹，也与历史的记忆一起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