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女子无才便是德，清朝贵族女子读书吗？去哪里读？读什么书？
这个问题我不是特别懂，从个例上来看，只能说有些人是读书的。
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可以作为清朝初入关时此问题的参照。卢氏墓志铭上说“长 读父书，佐其四德”，可见是读过一些书的；纳兰《沁园春·丁巳重阳前》小序中提及“妇素未工诗”，诗才应该只算普通。
清朝后期来说，林则徐夫人就经常和他书信往来，林则徐还给她寄过一首如今已经政治敏感的诗；曾国藩幼女曾纪芬饱读诗书，尤工书法，大户人家很多在家中挂她的书法作品。
到了更后来，溥仪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都是识字的，文绣还去学校里上过学。
第二个问题是红楼梦里的女子为何都这么有才？
作者开篇就说，写此书是因为“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怀金悼玉”。可能曹先生接触过的女子，确实十分有才；再者为了文学，也不免有些夸大。就像小说里尽是俊男美女，我们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遍地都是美人。
她们读什么书，去哪里读？
书里特地提到林妹妹读了四书，请的是贾雨村当老师。三春可以参照此例，应该是单独给她们请的老师。毕竟贵族千金，不可能放她们出去抛头露面的。宝钗的学问是家中长辈亲授。
是不是贵族小姐一定读书呢？不一定，凤姐就没读书，王子腾官职可不低呢，因此可见读不读书还是看家里长辈的意愿。
事实上，中国江南仕绅人家有培养才女的风气，明清以来，会做诗写诗的贵家小姐浩如烟海，她们当然都是受过教育的。
但是，也很客观来说，中国地大物博，苏州、杭州、常州、无锡的一些诗礼世家女儿很难代表全中国。
有人曾建议将中国女性分为四个阶层：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
第一个阶层是肯定不会受教育的。
第二个阶层中会包括富商和富农之妻，她们是否受教育，取决于她们父母的观念以及她们将来完成的使用。从明清笔记里能看出，当一个小康到富庶之间的商户娶妻的时候，会要求亲家送小姐去学认字和简单的算术，因为她将是内当家，记账这件事会托付给她。但这是中等级别的商户，更大的商户就会有自己的账房先生。或者一个在自家开私塾的教书先生，也会教自己的妻子认字写字，这样可以扩大招生范围，让妻子去带年纪特别小、只需要发蒙的学生，或者在他干别的事的时候，妻子可以监督学生们写字背书。
第三个阶层要取决于是文官还是武官，家风如何。看《红楼梦》里就知道，王家并不教女儿认书学字。王熙凤虽然假称男儿教养，是文盲。
第四个阶层，放在清朝就是上三旗的女儿们，她们很可能大部分是不识字的。清朝有几本重要的记录女诗人的书，《清闺秀艺文略》《名媛诗话》等，记录了上千位女诗人，但其中满族女性只有几十人，知名度都很低。唯一相对著名的女作家顾太清，诗文水平不高，而且出身不详，不一定是满人。
另据《宫女谈往录》：”宫女是绝对不许认字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的地位比太监还下一等，有的太监在宫里还可以学认字，可我们绝对不许。“开篇就说到：”有头有脸的宫女，必须是旗人（就是上三旗包衣），无汉人宫女。”另，宫女并不终生服役，四五年后就打发出去嫁人。
所以答案就是：清朝富贵人家的女子，有的上学，有的不上学。不存在”贵族女性都认字“的说法，那是对古代的美好想象，也不存在”贵族女性经常出去社交“的说法，这违背常识。
据资料应该是：大部分不上学，少部分上学，甚至可能是极少部分。
首先 所读的书应该是“女四书”（我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书），其他的都算宝钗说的杂书吧，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会去私塾，大概是家庭教师，像贾雨村教黛玉吧！
《周礼·天官·冢宰下》最早具体提出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就是成为后世女教准则的“四德”。自汉至清,出现了很多女教书,最著名者为汉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唐代徐若华的《内训》﹑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宋若昭的《女论语》以及明代王相之母的《女范捷录》等,其中《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影响最大,《红楼梦》中亦多次言及,其核心内容是“四德”。
其次是中上层社会对女红的要求基本相同,在读书上观点有分歧。
认为读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有三:一是为了识字,便于家务管理;二是明理,有助于培养品德;三为读书作文,有助于诗文才艺。坏处主要是撩动邪心,不守本分而有损妇德。
明清时期对女性教育是否读书的观点主要有四:一是反对女子读书识字。如明人徐学谟(1521—1593)认为“妇人识字,多致诲淫” ,清人李仲麟亦言“闺阃之教,与子弟之教不同:子弟欲上知千古,下明当世,然后胸中有所得;妇女则不然,除勤俭和顺、女工、中馈之外,不必令有学识” 。王家对熙凤的教育与此同。
二是思想略开明,赞成女子读书,认为有助于相失教子、治家理财,但仅限于识字而已。如清代陆世仪(1611—1672)说:“教女子只可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盖识字则可理家政、治货财、代夫之劳,若书义则无可用之。” 李守中对李纨的教育近似。
三是认为读书有利于女子明礼修德。蓝鼎元(1675—1733)就主张“女子读书,但欲其明道理,养德性”,“不然,则宁习女红而已矣”。陈宏谋(1696—1771)更是大声疾呼要让女子读书明理:“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贾母、宝钗的观点近似之。
四是认为读书可提高才艺。如叶绍袁认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 ,将读书提高到了极致。美国学者高彦颐认为江南地区士人阶层中有的女教观念已经从“三从四德”而转向德、才、美。 林黛玉的观点近似。另外,晚清时更有人主张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裘毓芳就认为女学堂必不可少,因为若女子个个有学问、懂道理,于国于家大有益处,但《红楼梦》的时代尚不具有这样超前的思想。
其次,薛宝钗的女教观具有普遍意义,典型地代表了清代初期贵族阶层的女教观,即她们对女性的读书有所重视,但依旧认为针黹女红才是安身立命和修身养性之所在。《红楼梦》中尽管很注重女子的读书习艺,甚至如男子一般结社研习,但红楼女子的足迹仍然停留在深宅大院之内,她们的诗文才艺也仅限于内部交流,甚至担心自己的诗文流传出去,她们没能像江南才女黄媛介一样走出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以才学谋生,成为闺塾师;也不像王端淑、归懋仪等一样出版她们的文集,向社会发出她们的声音。
女红方面,红楼女子们虽然都学习刺绣技艺,但只要求学会而不求精工,不求成为慧娘那样的女子,作品无需达到“慧绣”那样的艺术水准。《红楼梦》中的慧娘虽然是文学形象,但其实是有现实依据的。早在明万历年间,上海顾名世家人以内院法劈丝配色,所绣山水、人物、花鸟精妙异常,世称“顾绣。尤其是顾名世族孙寿潜妻韩希孟,工画而钟爱刺绣,以宋元名画为摹本,以绣代画,绣作极富神韵,精妙绝伦,被称为“韩媛绣”。顾绣风靡江南,对后世影响很大。
小说这样写慧绣:“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这个“慧绣”与顾绣相似,贾母对其评价很高,可见作者也是极为欣赏的。慧娘们已经将普通的女红上升为艺术,在女红中实现着自己的艺术创造,但是红楼女子的女红还停留在传统的家务劳动和经济生产的层面,或者如薛宝钗一样被认为只是有益于生活品位和修身养性的本分之事。
即便如林黛玉,在薛宝钗一番“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的教导之后,也对其观点没有丝毫反驳,而是欣然接受,俩人关系还自此得以彻底改变,可见黛玉对传统女教观的认同程度很高。当然,这正可见出曹雪芹的伟大,他忠实于现实生活,真实表现了上流贵族阶层典型的儒家女教观,所谓“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