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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吾华夏民族自战国春秋、秦统一天下以来，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广袤土地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护城池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长城、城郭、城池。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占领的秦汉时期也修长城及军事攻势，比汉族统治时期还更早。继续在清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也修筑了一些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二千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征。据历史文献记载，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有十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而万里长城在古代以军事防御、防护功能为主，而在现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明”的象征！
首先，关于长城的历史渊源及地处西南地区的洪雅“中山古道、长城”的历史背景分析：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楚长城在历史文献记载上称作“方城”。《左传》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国要出兵攻打楚国，军队已经到了陉这个地方，楚成王派了屈完去迎敌，到了召陵地方，屈完对齐侯说，你如果真正要想打一仗的话，楚国有方城可以作为城防，有汉水作为城池，足可以抵挡一阵子的；齐侯见楚防御工事果然坚固，只好收兵。”还有关于楚国长城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上说："南阳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更为详细。《沅水》条上记载：叶县东面有故城一道，从鲁山县（今鲁山县东南五十里）开始，东至瀙水（今泌阳县北），南达比阳（今泌阳）界，南北连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也称作长城。郦县也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也即是这一道长城的西段，其间相去六百里。《水经注·汝水》载："醴水迳叶县故城北，春秋成公十五年（前 576），许迁于叶者。楚盛周衰，[庄王]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后汉书·乌桓传》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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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这是把长城同塞并在一起合称长城的一种表示形式。这种称谓在史书中如：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晋书·唐彬列传》载：“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杜佑《通典》古冀州条下载：“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从长城的发布来看南方也一样存在长城。我们从长城的发布时间及地域来看。而楚时代的长城更为久远而成U形，而时代也越来越远的建筑可能会越来越简单又经久耐用。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长城最通用的称谓。”《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方城”称长城建筑为方城，只在春秋时楚国用过。《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堑、长堑、城堑、墙堑”这几种称谓基本上相互通用，从战国直到明代几乎全都使用过。《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简公六年（前409年）沿洛水修筑长城时，就只用了“堑洛”两字，《北史·契丹传》载：“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遂西趣长堑。“壕堑”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多指在不易筑墙的地方，挖有深广各若干丈的深沟，并将所挖取之土堆于沟的一侧，其防御作用同修筑墙体是一致的。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除金之外，基本没有使用界壕一词来称长城的。
综上是将“长城”的一些历史及名称特点引用说明。对于洪雅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我曾于与卢亮老师一起考证玉屏山时在“明代飞仙阁大河沟石桥碑记”中有“楚人入洪”的记载。而洪雅历史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止戈发现有“王华遗址”，洪雅花溪还有“炳灵祠”遗址位于现在花溪小学。还有“炳灵乡”。鄨灵：炳灵亦作“ 鄨灵 ”后被道教尊为神。 传说中的古蜀开明王，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江水一》：“ 来敏 《本蜀论》曰：‘ 荆 人 鄨令 死，其尸随水上，荆 人求之不得。令 至 汶山 下复生，起见 望帝 …… 望帝 立以为相。’” 杨守敬 疏引 赵一清 曰：“按《寰宇记》引《周地图记》作鄨灵 。”洪雅花溪“炳灵祠”为纪念“鄨灵”治水有功而立。“羌风楚韵”的历史在最近几年来得到了洪雅政府重视及文物专家的多次考证，王文君先生收集了关于青羌民族与楚人文化的遗留文物、生活用品、音乐演奏腔词等无数。据王老师介绍现在保留的羌韵唱腔与北川羌族如出一辙。中国央视地理频道之门对此展开调查与报道。在秦代时期洪雅属于“犍为郡”其东北属于南安县，西南的瓦屋山等山区属于“严道郡”管辖，经过考古文物保护单位考证确定瓦屋山大田坝为“严道故城遗址”，并保留城墙遗址遗迹。遗存汉代“邓通造币”铜矿遗址，其废渣提炼的残留物质有上亿万吨存在。在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与西南羌王雍闿会盟千秋坪，“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流传至今，留下“止戈”一地名到今日还在使用。隋唐开始置县，洪雅历代战争的遗址遗迹无数。有此“古城”必有“古墙、古路。”洪雅历史文化的背景注定为一个民族故事的缩影。
第二、关于现存的中山“古道长城”的地理、修筑的特点分析：
对于古长城的修建综合战略防御考虑的，充分重视和加强对于古道、河口、关隘等这些容通行地段的加固防御，不惜重复建设，层层设关。在洪雅柳江往上而行地势越来越险要，在王关过河以后上中山古道长城至高庙古镇、瓦屋山与峨眉山、雅安等地的关隘。也是上山的道路的最近的一条道路。
此洪雅赵河中山“道路墙段”的发展几个阶段及历史背景：其一是明代以前的发展历史（山脊上的古道长城，有战争防御的影子、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楚汉古长城，为长城的雏型），其二是明代至清代的发展历史（茶马古道的发展），其三是近代时期的历史发展（清代至今的使用），其四此地是未来道路的必经之地（洪雅至瓦屋山快速通道已经开始建设），其五此保留古道为关隘之要冲，与秦汉“严道故城”遗址相连，是交通要道之咽喉。其六古道与洪雅羌氐、楚人、僚人等其民族经济贸易、军事战争、政治税负、地域文化影响有关。其七此有古代长城之功能，也有丝绸之路的印迹，也有茶马古道之历史，这个亦为三个历史时期的重叠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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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洪雅地方文物考古有研究的王仿生老师认为其地理位置及形成历史具备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双重历史特征。唐质斌老师在考证以后认为山梁上古道为明代以前形成使用，山梁下半山为明代后期的古道有明显的历史分界时代特征。从古道的分析对比与雅安等地的茶马古道相比，其有明显的不同特征，两边的城墙结构在雅安与洪雅等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这样的修筑方式。而连绵数十公里保留其外形与“长城”如出一辙非历史偶然。而其特殊的有“保护、防护、防御”等的功能显而易见。如果仅仅为了防止山中出现的“豺狼虎豹”野兽的袭击是不是“小题大做”？也大不必如此“大动干戈”，耗费在当时的来说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如果说为了人们经过安全，确实相比其他古道还算比较平顺，修一护栏防止滑落也好像有一定作用，偶尔修一段在险峻上防护也可以理解。大可不必修上十余、几十里路程距离。总之还有结合实际效果、战争历史、贸易等具体功能。建筑工程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用，如果说古人修一条道路长城在山梁观光，又修两边护栏防止滑落挡住视线观景可能相比历史来看还是有点离谱。
赵河中山的山坳两边悬崖峭壁，两条河里倾泻而出，一边是吴河东出八面山脚山谷，一边是赵河西出瓦屋山、红岩背山脚下。而中间古道长城就像是条龙背脊梁绵延数十里横卧，一直到山顶之上。现在古道长城的建筑风格与长城的建筑工程施工方法一些相同，只不过这条古道长城更为简陋，方式方法简单，现在有保存基础部分，也有半人高的部分，也有比人还好的部分，跨度大约为1.2-1.6米左右，单边墙的厚度为60-70公分厚。乱石堆砌而成，并有规则的进行排列堆砌而成，现在只能看见断断续续的连绵不断。“王关”一直往上的古道长城确实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虽然规模没有北方长城具有的气势，但是也可以称为“古南方长城”的特点。
古道长城
第三、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分析及洪雅民族特征及战争历史说明。
长城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确保了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给这一中原农业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使产生的防御工事，就如《过秦论》中所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其实也可以在古羌民族的“碉楼”城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建筑方式。其使用也是受工具、地理、经济和影响所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对于历史的描述除了历史史书记载，还有历代文人的文章描写。对于以下诗人也许并不陌生，我们看看历史的青衣江及有关洪雅的描写：
年代：【宋 】作者：陆游
“几年不作月岩游，万里重来已白头。
云外连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轮秋。”
年代：【宋】作者：【陆游】
“只道文书拨不开，未妨高处独徘徊。
山横瓦屋披云出，水自牂牁裂地来。
暝入帘阴吹细雨，凉生楼角转轻雷。
痴顽也拟忘乡国，不奈城头暮角哀。”
年代：【宋】 作者：【范成大】
“平羌江上首空回，慈姥岩前定把杯。
纵使石肠都忘却，也应风雨送愁来。”
月岩：年代：【宋】 作者：【陆游】
“几年不作月岩游，万里重来已白头。
云外连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轮秋。”
梦中作：年代：【宋】 作者：【陆游】
“平羌江上月，伴我故山来。
幽兴依然在，浮云正尔开。
清秋才几日，黄叶已成堆。
未醉江楼酒，扁舟可得回？”
赵河中山古道遗址
年代：【宋】 作者：【苏轼】
“蠢尔氐羌国，天诛亦久稽。
既能知面内，不复议征西。
斥堠销烽火，边城息鼓鼙。
输忠修贡职，弃过为黔黎。
雪满流沙静，云沉太白低。
巍巍二圣治，盛德古难齐。”
年代：【南北朝】 作者：【鲍照】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涂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埳壈怀百忧。初秋于窦六郎宅宴”
陈寿祺：清嘉庆己未进士 授编修有【绛尉堂诗集】有诗云：“剑外兵戈怨翠钿，残镫孤驿照沈锦。诗情哀过啼猿泪，未忍多听蜀国弦。锦水鸳鸯绮翼单，风鬟万里总飘残。青衣江上魂归夜，犹照峨眉古雪寒。”
洪雅尖峰石城遗址
在以上描写眉山洪雅的很多诗句中可以看到民族变迁、战争、时代峥嵘岁月的影子、信息。在陆游、苏轼、等地诗中我们可以看见民族历史的变迁与壮丽山河，体会到西南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刀光剑影与战争硝烟味道，在战争中不断改变民族历史命运，而关隘交通古道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关”之由来以久，王关之上就是古道长城，“止戈”、“千秋坪”、“天生城”、“苟王寨”等历史战争遗址遗迹等可以说明之秦汉元明清的战争不断，修筑“古土长城”防御也是战争之必然，虽然其规模无法判断战争规模，也留有历史的相关传说，“僚人”与“汉代崖墓”在洪雅、乐山地区遗址众多，僚人是汉人、楚人对西南（包括洪雅等地）少数民族的统称，洪雅出土过“僚人碑记”并记载着这段历史。明代张可述记载洪雅重修城池进行防御的历史。在洪雅没有置县时亦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之一，历史无数次的人口和迁移与战争、婚姻、经济变化、道路交通、政治统治等有直接关系，使得民族融合发展，而洪雅的真正历史记载可以从《华阳国志》、《犍为郡志》、《四川史通志》、《洪雅县志》等等历史文献之中可以找一些线索记载，也许可能成为只言片语等一段时间过程记载着，《洪雅县志》在明代张可述才有独立官方编制，所以对于洪雅历史的研究，在很多时间、时代发展成为历史的空白，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已经不能满足对历史连续发展的考证，研究考古考证的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元论证”将物证与历史记载相互结合，才能相互弥补、相互印证。秦统一天下后洪雅一分为二，即有犍为郡管的一部分由于严道郡管的一部分，而自秦汉以来至唐时期置县，虽然自秦文字的统一，但是洪雅好似荒蛮之地，羌族等少数民族无文字的流传，所以留下的文字基本不可能，而遗址遗物考证资料有限，还需要加强保护力度，加强文物遗址考古考察才能弥补历史空白。更需要更多的历史研究者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
洪雅赵河中山之古道长城
第四、对于民族历史生活的特点来看：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而历史正确读法为“一羌羊”非“一头羊”“一只羊”，羌族文化与游牧牧羊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一个独特古老民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好修石头城的民族）之一，在岷江流域留有“古碉楼”群。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对于上面是羌人羌楼的“塑玉米”的照片与在洪雅80年代农村的“塑玉米”，进行晾晒的方式方法一样，甚至民族宗教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祭祀唱腔、婚嫁仪式活动、扎烧草人（送霉运）等一些民俗文化还有保留。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雅安宝兴、洪雅等地）、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洪雅等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在蜀汉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战争，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西南民族包括羌人的战争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在当地曾经保留相关的石头遗址建筑。与古羌人的生活习惯相似。
洪雅赵河中山古墙遗址
据《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又《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按，广柔，隋改曰汶川。由此看来，可能是从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开始记述“禹兴于西羌”的地点为汉代汶川郡广柔县，属于岷江流域地区。大禹也是羌族人，在茂、文地区广为流传，在洪雅花溪还有“禹王庙”遗址。这些文化留有的痕迹，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成为一种依据。
洪雅中山古道长城
八面远望其形如一因此得名，山顶海拔1463米，有尖峰石城遗址，有城门洞和雅石城墙100多米。1866年，县人尹益山、尹钟玉、代化龙在此设天地坛举行起义。八面山最南端与中山隔一河之水。中山可听八面之鼓声，并称为“八面闻鼓”。
洪雅尖峰石城遗址
第四、依洪雅的历史记录及有关文字记载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记录，而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团”。
据查明嘉靖、清嘉庆《洪雅县志》均无“尖峰古城”修建记载，唯清嘉庆《洪雅县志·古迹·桅杆坪》记载：“县南八面山尖峰寺。献贼之乱，余飞拒贼于天生城，于八面山尖峰寺遍树旗帜，以为疑兵。今石桩尚存。” 据1997年出版的《洪雅县志·古遗址》记载：“据传，石城系宋人张大仙等为抵抗（鞑子）所修。”据《四川文物考古十年》（1979年—1989年）中记录：“据初步调查，洪雅有南宋山城50多座。这些山城地势险要，多处于交通要冲，建筑坚固，一般都保存完好，这些山城，反映了南宋后期数十年，宋蒙战争的重要史实，在城的建筑上也有很多新的创造，如圆拱形城门的修建等”。现在保留的尖峰古城是圆拱形城门，全用开采石条建造，非常坚固，保存完好。尖峰古城应与苟王寨修建也有一定关联。尖峰古城的一些文字记载与民间的传说，推断八面山“尖峰古城”可能在宋、元、明、清经历了多次的战争才有现在的遗址。此引用以上文字记录即可以看出洪雅历史古城遗址的历史线索，对于历史民族战争之古城有参考研究价值。中山“古道长城”与“尖峰石城”相比城墙的修筑时间与方式完全不同，一个是“古长城”修筑在风格堆砌而成，一个是开凿的石条砌成“石城”。一个简单不过的建筑，一个是精致坚固的打造，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的及历史战争防卫性质的特征。虽然无文字记载其“古道长城”历史来源，但是其修筑了绵延数十里，经过无数次的毁坏，还是存在着连绵不断。不能说话还是表明其存在的历史久远。
第五、赵河中山“古道长城”遗址上的地名分析：
其“古道长城”关隘由于历史原因被遗弃，在古道上的“明代忠孝庵”遗址，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完全被撤毁，最后的大师罗吉武，据说是国民党的军队高官，由于战争中不断看见流血牺牲，对于生命之大彻大悟后，出家峨眉山报国寺，后云游至此当了最后一任主持，精通诗文常与地方文人雅士交流作文，曾言诗：“绵绵细雨六月天，苍天何苦困老农。”孔祥森曾经拜访过高僧，也求过一“药方”，按此方剂而且还药到病除，可见高僧有中医医术，得妙手回春之法。自古“忠孝无两全”：受忠于君国，孝于父母。明人袁可立的话说: “为亲而出，为亲而处。出不负君，移孝作忠。处不负亲，忠籍孝崇。”移孝作忠，完成的是儒家伦理的政治化过程，在“家”和“国”两级共同体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而且，“忠籍孝崇”，表明个体在家的孝行程度也成为衡量对国的忠诚程度，这样就时刻把个体与“国”这个庞大共同体的关联具象化，无疑大大加强了个体对国的认同，把个体、家和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也成为不同个体之间对“国”产生共同认同的凝结纽带，这就成为后世维持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基础。“忠孝庵”的得名有很多传说，而其位置的特殊与历史来说，与一个人的生活，时代的背景，投笔从戎还是卸甲归田有关系，与时代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有直接关系。可谓“忠孝两全”才是人生完美。此也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只是表达不同而性质一样。
“将军独自守边关，少时离家人未还。忠孝难全泪流满，望乡台上思故乡！”是对中山“忠孝庵”历史文化的诠释。
再看“望乡台”遗址，在“明代忠孝庵”遗址上方有一处悬崖峭壁，在此有一巨石，在此处可以看见下面的弯曲之路，也可以望远方的青衣江、八面山、玉屏山、红岩背、瓦屋山、峨眉山，遥望远方的家乡的最高处。在历史上人口迁移中的处处留恋之情可见一斑。“凤凰府”也非一般的地名，一方面是对展翅欲飞的山形地貌的形容，更是对路径处的“馆驿”之所的遗址传流。非一般为“庙宇”。“马上岗”对于其地形特点及传说也是集中之谓。还有很多有趣的地名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五、“古道长城”遗址附近历史遗址及遗物：
此处地方老百姓也流传称为其“蛮地”，因为汉人、楚人进入的占据他们的生活之地，洪雅留下有汉代的“崖墓遗址”，据说是“僚人”的墓葬，这样的洞穴分布四川乐山、夹江、宜宾等地。在忠孝庵发现的“石刻龙”造像。对于龙的文化是华夏各族共同的文化图腾，皆有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对于汉时期“汉民族”的龙形与少数民族的龙有不同之处。由于有共同的崇拜所以才有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扬。在“严道故城”的残垣断壁之中可以会存在一些相关历史信息符号。当地在“蛮坟”曾出土“龙罐”，这也是民族历史文化产物。对与“古道长城”的历史渊源必须结合中华文化的发展背景进行研究分析，虽然没有文字的更多历史建筑，但是长城遗址成为不说话的一本历史史书，他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化反映在他现在的满目疮痍状态，等待我们的逐渐探索及解读。华夏文明及发展将由此而丰富多彩，回顾历史以面对未来。看往日的成败得失之道路，方知道未来之路在何方！民族曾经被践踏的历史不得不回顾，不忘记古人的智慧与开创精神，不忘记历史的辉煌与兴衰存亡意义，把握现实与面对未来，才能使得民族文明与文化发展不断进步！
综上所述，也不过是一些综合比较分析的“散打”而已，对于是不是秦汉“古道长城”，也只是一种非专业人士的“异想”罢了，也只能是以一种抛砖引玉的形式，希望社会各界及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分析，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结论。对于一些“断章截句”也只是自己学习一下，也是为了自己补一补历史课，丰富自己的知识。也只有专家们才能解开这个历史的谜团。对其如此长的一段古道石墙从河谷直达山梁之上，绵延数十里路其形如“长城”并不为过，时代越久远其方式越简单越坚固推断为古代“土长城”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没有北方长城的气势更雄伟高大壮观，但是也算是一个远古时期缩小版的北方“长城”吧？判断其历史年代可以从岩石的风化程度、建造风格造型、历史形成特征，文献记载资料等角度判断，由于这个“古道”及“长城”的形成具有历史重叠性，所以对此判断形成有多重困难及因素，我既非专家也无火眼金睛，对此的相关历史论证还是留给文物专家来考证，留给大家去探索吧！
（文字编辑：唐从祥 注：此文仅仅只是为了探讨学习之个人观点，相关历史有待进一步考证。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