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命名为“抗震救灾”的相册里，至今还留着2张特殊的直升飞机照片。照片拍摄于5月24日，这架编号为92734的米-171飞机，一周之后因为大雾造成的恶劣天气，撞击在川西连绵起伏的群山里。驾驶这架飞机的就是邱光华机组，而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拍下这张照片的，也许只是无意识地按动快门，就留下了这样一张见证抗震救灾历史的照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所做的新闻报道工作，其实更像是在见证和记录历史。有幸能够参加抗震救灾，有幸能够记录这段历史，我毕生荣幸。
作者感言
如果没有参加“5.12”地震救援，我的军旅生涯将暗淡很多。
十年前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毕业不到一年，懵懵懂懂，刚刚走上新闻干事岗位的排长。十年之后，当我在北京办公室电脑上翻看当年留下的那些照片时，无数关于那段岁月的回忆扑面而来，无数种无法言明的感觉在我心里翻腾上升，应接不暇、五味杂陈，仿佛一切就在昨天。
（一）百日映秀
春节赴贵州抗击雨雪冰冻灾害、“3.14”事件后赴川西藏区执行任务，5月份参加5.12汶川地震救援，这3件大事构成了我的。
我的老部队是最早一批进入地震灾区的部队，但我并不是。从贵州参加抗击雨雪冰冻灾害返回后，我被借调到集团军新闻录像室学习电视新闻报道，而我的老部队则在“3.14”事件发生之后，从重庆机动到成都旁边的邛崃驻训待命，那里距离地震重灾区的都江堰只有几十公里。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扛着摄像机甘孜州甘孜县的高原上拍摄驻训部队的战伤抢救训练。也许是因为高原地层太厚，地震发生之时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震动，但等我回到营区，才发现电视里一直在滚动播放地震的动态消息，我才意识到这场地震的严重性，当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应该到前线去。
也是时机凑巧，第二天刚好有一个车队要从甘孜前往成都，我便说服领导，搭上车连夜往成都赶去。在前往成都的路上，我接到了团政治处主任杨爱民的电话，当时部队已经在都江堰展开救援，他希望我赶紧返回部队参加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连续2天奔波，直到5月14日晚上，我终于赶到成都，团里派出一辆北京吉普连夜将我接到了都江堰。
地震之后的都江堰夜间一片漆黑，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断壁残垣的房屋，官兵们只能和衣睡在东风卡车之下。团长陈升德见我还穿着高原上执行任务时的WJ衣服，让我赶快想办法换回绿色迷彩，做好第二天随部队进映秀的准备。
我赶紧和衣躺下，尽管连续奔波已经十分疲惫，但仍然无法入睡。我忍不住一边询问身边战友前两天部队参与救援的情况，一边用目光扫视街角那些或行走或站立的黑色身影。地震刚过，余震还很频繁，隔不上一个小时，大地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那种沉闷的响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在地下传递，越来越清晰，越过你的身体，你就感到整个大地在颤抖，街道旁边那些尚未完全倒塌的房屋就会在这余震中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倒塌声，然后烟尘四起。
15日凌晨5点左右，仅仅休息了不到4个小时之后，我被身边的战友叫醒，踏上了进军映秀的路程。地震之后，从都江堰进入映秀的道路完全中断，部队只能先往紫坪铺水库的方向走，在那里乘坐工兵部队的门桥，到达漩口铝厂之后，再走陆路进入映秀。
作者所在的原37师炮兵团官兵正在登上门渡
我身上背着背囊，扛着一台摄像机和照相机，一边走一边拍摄。虽然水库两岸的山体不时垮塌，大块的石头掉入水中，砸起很高的水花，但我并没有完全感受到地震的可怕之处。等到了漩口铝厂上岸，开始步行前往映秀之时，真正的艰难才刚刚开始。岷江两岸的山体基本上都发生了变形和垮塌，大量倾泻而下的山石掩埋了原本的道路，我们只能在乱石之中艰难前行，还必须提防时刻可能发生的余震诱发的山体滑坡和飞石。行进途中，在我前方2米左右的一位武警，就被一块并不大的飞石打得头破血流，而我则幸运地躲过。
行进途中拍摄正在进入映秀的部队
到下午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大半的路，早已饥肠辘辘， 那架平时感觉并不沉重的摄像机和相机，感觉成为了累赘，在翻越塌方区的过程中，几次产生了想把它扔进岷江里的冲动。一路艰难跋涉，到大约晚上10点左右，我和战友们终于抵达了震中映秀，并幸运地找到了团里早一天进入映秀的宣传股长王莹和报道员陈洋何，一种久违的归属感从心底涌上来。我在映秀100多天的抗震救灾生活，从那一刻真正开始了。
（二）岷江老人
现在回过头去，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救出更多的人。而我唯一的欣慰，是我曾经参与了一位老人的救援。
5月15日，作者参与救援受伤老人
这个躺在担架上的老人，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但她是我在抗震救灾中救出的唯一一个老人。5月15日中午左右，一位距离映秀约10公里村庄的村民找到我们，说她的奶奶在地震中头部受伤，被困在山上无法动弹，希望我们能够派人帮助救援，我背上照相机，和团里的几位战士立即出发。2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老人被困的山村，但山村通往外界的桥梁已经损毁，老人的亲戚们只好用川西山区以往常用的溜索，将老人放在一个背篓里送过那条岷江的支流，然后我和战士们一起抬起老人向映秀镇的方向走去，这张照片就拍摄于救援小队快要到达映秀镇时。所幸的是，老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一路上不停地对我们说谢谢。5月，我们一起回访映秀时，找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还记得是我和战友们一起救了她。
5月，回访映秀，找到了当时救助的老人
左为作者，右为团政治处主任杨爱民
（三）生而为民
我一直认为，一个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军旅生涯注定是有遗憾的；而一个没有参加过抗震救灾这样重大任务的军人，也同样是有遗憾的，因为他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到，什么是军队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地震无情，但人民群众面对地震激发出自强不息的精神，抗震救灾中军民之间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则更让人动容。
当我从高原到达成都，在三环苏坡立交桥下等待老部队的吉普车时，无数辆汽车主动在我身边停下，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在我们从都江堰出发向映秀挺进的路上，许许多多自己家庭也受灾的群众，自发地向部队出发地聚集，将水和食物强行塞到我们的手中。当我们从偏僻山村救出老人时，家属们激动地连连向我们表示感谢，并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我们。当我们完成救灾任务，即将撤离灾区时，人民群众自发地前来相送，在那些硬纸板或者方便面包装箱上写下“感谢亲人解放军”等话语。这些点点滴滴，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支军队存在的价值，我们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一只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军队，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从胜利走向胜利。
映秀群众欢送部队离开
如果回想这十年期间的军地关系，我会坚定地认为，抗震救灾是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那时候，只要你身着军装，就是老百姓眼中最为亲近的人，只要你身着军装行走在灾区，身上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甚至在地震发生一个月后，我到成都修理照相机，打车时出租车师傅聊天知道我来自映秀救灾部队后，无论如何也不收下我的车费。即便是在受灾群众极为简陋的窝棚前面，也可以看到他们用简陋材料书写的感恩之语，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党的热爱，对人民军队的热爱。
要知道仅仅是一年前的，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还并不是那么融洽。当年7月，刚分配到部队的我参加了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组织的实弹演习，演习完成后部队组成车队回撤，但走到一半却被人拦住了去路。原来是红原县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用2辆皮卡拦住了车队，理由是部队实弹射击破坏了他们的草皮，要求部队给予赔偿，否则就不让开道路。我至今记得，团长和政委气得火冒三丈，差点让战士们砸了这两辆皮卡，后来还是当地武装部赶来协调才得以解决。
今年五一之前，我出差前往长沙和深圳，无论是在机场还是高铁站，都感受到了军人依法优先的便捷。但在享受这样的便利的同时，心里仍然有些忐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这样的感觉，就和曾经一段时间，只要身着军装走上大街，路人就会给你投来异样的眼光一样。尽管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已经正式规定军人上街可以着军装，但毫无疑问，只有当军人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身着军装才会有抗震救灾时期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四）生命烙印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思考过，抗震救灾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获，它在我们的生命里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4月份的时候，一位当年部队的战友给我发来微信，询问我是否能够参加重访映秀的活动，并告诉我他们已经自发地组织了近70位战友。当年这些当年身着绿色迷彩、浑身沾满泥污、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士兵们，是抗震救灾的绝对主力。这些希望重返映秀的士兵们，如今分布在全国上百个城市，尽管相隔千里，但只要谈及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和回忆。我想，对很多参加过抗震救灾的人来说，抗震救灾将是他们军旅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记忆，也将是他们这一生最值得炫耀的谈资。
当年和我同批分配到部队的28位排长，仍在老部队服役的只有4位；我的老部队也已经在国防和军队改革中进行了裁撤调整，更换了驻地；许多当年一起参加抗震救灾的战友，也已经转业到了地方，成为了警察、公务员或者律师。但在抗震救灾中砥砺出的军人血性和抗震救灾精神，早已经融入这一支支部队的血脉之中，被一代又一代的官兵一致赓续下去。我想，对许多参加过抗震救灾的部队来说，抗震救灾将是它们集体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也是激励官兵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动力。
在翻看当年留下的照片时，我发现了这一张照片。地震救援进入平稳期后，各种条件逐步改善，从事新闻报道的条件也好了很多。那时候的我，也从只写作文字稿子，开时兼顾文字、图片拍摄和摄像，尽管一切都处在摸索之中，但学习的激情让我充满活力。当时的我可能并没有预见到，尽管我本科时候学的是文字新闻，未来的我会在某一天，会成为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的一名编辑，名正言顺地从事电视新闻工作。对于我自己来说，抗震救灾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相较于许许多多转行、退役的新闻干事来说，十年后我依然能够从事电视新闻报道，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抗震救灾让我找回了爱情。地震之前，我和女朋友已经处在冷战之中，那时候我分配到部队，每天打电话给她谈论的都是她不感兴趣的部队生活，而她那时候刚刚毕业，一个人独自在外工作，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因为缺乏共同的生活，我们已经彼此感到正在渐行渐远。地震发生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我告诉她我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我也告诉她我的所思所想，她对军人的理解也多了很多，我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如今，我们的女儿已经5岁半了，生活尽管并不富裕，但我们十分知足。
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参加过抗震救灾的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这短短的十年，在岁月的长河中几乎是无足挂齿的，但它见证了地震灾区的新生，也见证了我自己的成长和坚守，无论如何，我都对它充满感恩。
来源 舆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