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金融评论》高级编辑王晔君
导语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以封面专题聚焦“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5月刊执行主编、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撰写卷首语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正处于二战以来最严峻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将萎缩3%，衰退程度超过国际金融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在充分估计困难和风险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扎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要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坚决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
百年未有之大疫情 ，对人类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撰文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对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这场危机称为“大封锁”，这场危机已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远超的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底的第二波疫情得不到控制，的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下降到-8%。IMF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相当悲观的，按照其说法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预测，预测美国的经济增速是-5.9%，如果疫情能得到控制，将反弹到4.7%。预计中国的增长是1.2%，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将反弹到9.2%。”鞠建东说。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资深研究员黄小军，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高级分析师吴昊在本期共同撰文表示，此次疫情对企业信心产生较大冲击。商业投资方面，从中国、新加坡、韩国等更早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经验来看，企业家和投资者最为担忧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损害对美国商业活动的信心，进而直接导致经济活动萎缩。新冠疫情暴发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并负面影响了商业信心。从历史经验看，不确定性的增加和情绪的不确定性与真实经济活动数据的减弱相关，滞后时间为2～4个月。
除了经济冲击外，此次疫情对于科学启蒙和社会进步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撰文表示，自1月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类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认知正在一步步提高，这得益于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伴随各国抗疫经由全球化的资讯网络跨越了国界、地域的阻隔，从而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广为分享。尽管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大众传播在传播消息的过程中不免伴随各种各样的噪声信息，但是人们关于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种与人类关系的认知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全民科普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此推进的科学启蒙与社会进步可谓价值连城，相信对中国和人类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需十倍努力来经济推动反弹，以改革应对疫情冲击
《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全球副总裁朱民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在疫情对经济影响较大的情况下，要完成的经济任务，推动中国迈向高收入增长阶段，经济需要强劲的反弹。需要十倍的努力来推动反弹，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基础奠定好。
朱民认为，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这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要素市场化意见》)，提出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总体要求，并将要素市场化作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撰文表示，资本是最活跃的要素，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将从全局上带动要素的有序流动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和社会将产生积极影响。
“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要素市场，通过推进注册制等市场化的改革，对于激发资本市场活力、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潜力，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正值疫情冲击，资本市场的改革更加急迫，这需要借新《证券法》实施的东风，尽快在全市场推行统一的公开发行注册制，‘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坚决打击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拓宽企业低成本融资渠道，维护经济稳定发展大局。”王娴说。
全球财政货币政策重回双扩张，宏观政策预期需观察评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王宇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撰文表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组合向双扩张快速趋同。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政策组合开始分化。最近为了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及对经济的影响，政策组合重回双扩张。
“应对疫情冲击中，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组合，有其必要性。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人类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健康危机，疫情蔓延还会造成经济衰退，引发失业、破产和社会动荡。通过补贴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帮助企业和家庭渡过难关，有利于将疫情引发长期衰退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紧急救助是为了稳定市场，复苏经济，更是为了挽救生命，拯救健康。”王宇说。
王宇提醒，双扩张政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只能在危机情况下使用，只能在疫情扩散时使用，只能在短期内使用。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应当立即退出。任何将这些非常规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长期化、常态化的行为，都有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永久性伤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通过注入确定性、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属于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买单”的政策和救助的政策。这跟以往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不同。我们需要转换思维方式，避免对政策误读误用，这样有助于进一步评估疫情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完善财政政策。
“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的组合对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用是否达到政策预期还须进一步跟踪、观察和进行评估，最终要看这些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刘尚希说。
稳住外贸基本盘，构建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在此次疫情中受到冲击尤其严重。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4.9%。《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什么是外贸的基本盘?基本盘多大为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中国有，我们许多贸易伙伴的疫情也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市场萎缩已毋庸置疑，中国要想独善其身很难。既然现在要保外贸基本盘，就是要确保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出现明显下降。如果低于这个规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恐怕会被挤压。
“外贸的基本盘不仅要看大小，更要看成色。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中国不仅要确保站位，更要提升站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能有助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我国外贸结构，在特定时间内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并无不妥，因为我国的外贸发展要立足于算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大账，也要算好迈向贸易强国的长远账。即使我们的外贸因疫情压力而出现萎缩，但通过坚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只要竞争力还在，中国外贸发展的四梁八柱就算是稳住了。”白明说。
对于如何稳住外贸基本盘，白明认为，外贸企业要保住基本盘就是要尽力做到外保渠道内保产能，要想方设法克服疫情造成的国内外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上的障碍。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将国内市场看作是全球市场的“中国分场”。稳外贸的目标也要根据国内外疫情的变化适时调整。
除了稳住外贸的基本盘外，疫情下的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也对我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对此，鞠建东表示，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美国财长姆努钦认为,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由美国主导的‘脱钩’，要建立亚洲治理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目前疫情之下，应该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理由如下：目前全球处于失序状态，中美冲突是长期的，如果建立全球秩序，中美必须合作。在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能力来建立全球秩序。但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洲的秩序。按照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秩序是一种公共品，秩序一定是由大国提供的，所以东亚、东南亚的秩序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不一定能构建成功，但是中国不主导一定不成功。美国合作对于建立亚洲秩序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合作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那么亚洲秩序一定是能建立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合作，中国也能建立亚洲秩序。”鞠建东说。
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发挥保险功能助力突发疫情应对
受疫情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经营面临很大压力，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推出一系列财税、金融、社保等方面政策“组合拳”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一直是每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袁爱平日前提出，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的金融，积极拥抱‘互联网+’，打造产业互联网银行，以智能化、网络化、定制化金融服务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政府加大金融支持外，还需要在企业成长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实现金融与实业、科技的良性循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撰文表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最近被广泛关注并试图从金融方面解决的问题。我国企业一方面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表现为高杠杆率(目前市场主要是以“企业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前者反映企业在整体上没有获得资金方的认可，后者反映企业被资金方过度追捧。这两种现象共存，大部分人将其归结为我国的股权融资市场不发达，以及金融体系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深入分析，其中又包含大量经济转型和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我国企业家的自我成长因素。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在企业成长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实现金融与实业、科技的良性循环。
企业如何利用金融手段防范疫情风险也是当前各方关注的话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盛和泰在本期撰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共同努力。而作为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保险应发挥其自身独特作用，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盛和泰分析，保险可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促进绿色消费价值取向的形成、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动能培育、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源头减少或消除突发疫情发生的风险;保险可充分发挥其风险管理功能，为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发展提供有效支持、为农产品稳产保供和春耕生产筑起风险防范堤坝，从而减轻突发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较大冲击;保险可充分发挥其资金融通功能，助力公共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拓宽社会办医融资渠道、助力智慧医疗研发、绿色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提升突发疫情防治能力;此外，保险还应持续推动完善巨灾保险机制功能，助力稳定政府财政支出预期并优化支出结构、助力凝聚起全社会抗击巨灾风险的合力、助力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从而助力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
疫情催生“无接触经济”新业态 ，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短期内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数字经济异军突起，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交易银行部(普惠金融部)产品经理刘晓依在《清华金融评论》5月刊共同撰文表示，新冠疫情作为一个难以事前预测的外部强冲击，在全球化出现大变局的转折期发生，对全球经济、社会均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企业和居民的交易模式和消费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交通运输、酒店旅游、餐饮娱乐、线下教育等为代表的密集接触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以互联网、金融科技为基础，提供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的“无接触经济”新业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一段时期，以线上购物、在线办公、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众多“无接触服务”新业态将加速替代传统的业务模式。银行业作为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更需要与金融科技紧密结合，融入新的业务场景，加速完成数字化转型，提升“无接触金融”服务能力 。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工程师学院互联网金融分院院长金雪军，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玉成在本期共同撰文表示，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基于数字化的智能应急管理系统对疫情防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线上消费、云平台、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技术与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国将有可能实现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数字化沉淀。以此次疫情为镜鉴，构建与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思维相协调的社会治理体系，运用数字科技赋能疫情防控，释放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的共识。
在金雪军、朱玉成看来，打造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一方面，加快形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大脑、工业互联网、“5G+4K”等技术应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推动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实施一批智能制造、无人配送、远程医疗、智慧养老、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技术项目，建设一批数字化新业态集聚区，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运行推动数字与经济深化融合。
我国目前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清华金融评论》6月刊将聚焦数字经济话题，邀请来自政府部门、业界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机遇与挑战，为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敬请期待!
本文编辑：王晔君
欢 迎 订 阅
深刻|思想|前瞻|实践
专注于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的
智库型全媒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