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4 13:30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刘慧
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第四届"西湖论坛"宁波峰会，以"新时代文艺的中国精神"为主题，分设电影电视"影视创作与中国精神"、戏剧戏曲"中国戏剧的时代精神与当下审美"、网络文艺"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的理论前瞻"、学术主持专题论坛"对青年文艺批评的批评"等四个论坛，这是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品牌项目。
以下是电影电视主论坛观点——
《讲好"中国故事"：映照现实与精神反思——兼谈电影<无问西东>》
马琳（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中国评协理事、辽宁省理协副主席）
在创作及理论层面，"中国故事"往往被认为能够"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内心的真实"。根据上述界定，叙事艺术如何表达"真实"的中国，而非"想象"的中国，是最该被警惕的一个问题。
只有在确定了何为"真实"、何为"想象"的基础之上，才会在被讲述的中国故事中，呈现出可贵的民族性，进而指向更广泛的人类情感与境遇。
"真实"的中国有很多意义可以探讨，但地理意义的中国，情感意义的中国，理性意义的中国，尤其值得中国故事去关注和讲述。
如何讲好故事，戏剧性、细节、想象力是特别需要被提出的几个常规要素。有力量、有温度、有反转、有惊奇，有时也是顽皮幽默的，戏剧性才因此卓越；好故事中许多瞬间的不朽皆得益于细节的表现。细节参与和强化了人物性格的发育，强化了氛围，令人玩味，也暗示了生活，文本因此怒放如花；而想象则令人好奇、紧张、惊喜，好的故事由此展开。
在"何为好故事"的规约下，初的电影《无问西东》可圈可点。《无问西东》将所有的主题引向形而上的思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哲学的韵意在影片中被演化为富有表意功能的视听语言。影片在时间的大框架下，把四个动人的故事镶嵌在历史大叙事的缝隙里，其间有令人心碎的忧伤，更有人心的灿烂，岁月的辉煌。在对时间的追忆中，影片以温和克制的方式触及了当代中国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的四段叙事既关乎主体的成长，同时旁涉着对生命的尊重。而其中1960年代的故事因其批判性，而令电影显出深刻的品质。抒情，在《无问西东》中参与了叙事，影片所表达的情感是敏感的、沉潜的，但却是激情的最佳赋形。
《文化为体，程式为用：好莱坞类型本土化改造的关键》
桂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从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上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电影来看，对好莱坞成熟类型的借鉴、混合和改造是国产电影十分有效的一种类型建构模式。
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上有良好表现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和泰国电影《天才枪手》等就是这些国家长时间学习和改造好莱坞类型结出的果实。但是，完全照搬好莱坞类型元素并不能保证电影的成功，反而容易产生食洋不化的问题。
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在进行类型借用时，对好莱坞类型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其实现的文化功能不够了解，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本土观众的文化需求更是忽略。对于哪些类型元素可以借用，哪些类型元素不能照搬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导致类型借用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败。
所以，国产类型电影在借用上首先要做到以我为主的借鉴。也就是说先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化冲突与文化焦虑所在，再寻求借用的来源。其次，需要对好莱坞的成熟类型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学习，谙熟其所建立的文化语境和其承担的文化功能。以中国当代的文化需求为基础，国产电影在对好莱坞成熟类型的借鉴中完全可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为我所用的进行合理的类型借用和混合，为中国的类型电影创新带来新的思路。
《性别僭越或另类复归——从近几年热播影视看女性形象变迁及其走向》
张春梅（江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
女人的故事，尤其家庭中女人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占据中国屏幕的主要位置。从《渴望》中的模范女人刘慧芳，到《牵手》中从未有过第三者联想的贤妻良母夏晓雪，再到《我的前半生》中处处防守的太太罗子君，故事与时代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语境，却是共同的难题：当女性遭遇家庭危机的时候，谁来拯救这些女人？而今丁黑导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似乎又把我们引回那个为爱隐忍牺牲的"玉观音"时代，这是一种对女性的"新定义"还是换了一番模样的"另类复归"？如今，21世纪大热十余年的宫斗剧已渐难觅芳踪，女主主宰天下的影视格局随着铸国魂、中国梦、反腐等时代主题全面铺开——最明显的就是《北平无战事》《湄公河行动》和《战狼》开启的"中国荣耀故事"，带动了彰显国之自信主题系列影片的出台——开始移行换位。在总体时代背景下，反映群体社会意识成为大时代的主导所指，而"小时代"的故事逐渐浓缩为大时代的一隅。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意识、国民自信的增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形象，都正在经历着重塑的历史过程，萌男开始变阳刚（如鹿晗扮演《择天记》里的陈长生，《建国大业》中的小鲜肉们），霸道总裁变成了女战士（如徐静蕾扮演《触不可及》中的"影子"）。女人不再将目光聚焦自己，这是重返"慈母""节烈女子""男人身后的那一半"或"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叙事模式？由此到彼，由彼及此，必然有大时代的文化诉求和观念迭变。
随着参照系的转换，女性身体和关于女性的影像正处于整体的重构之中。
《后CEPA时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现实观照与文化表达》
张燕（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间，应和于资金流动、人才组合、技术整合、市场互补等产业链的延伸，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已从当初的"救命稻草"发展成为当前两地电影的创作中坚与产业市场的支柱力量。
后CEPA时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实现了商业类型的融合创新，同时以"现实观照"为创作共识，在艺术美学方面日渐凸显出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深刻关注，以及不同程度地建构社会生活奇观与宏观现实想象。现实主义既是一种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小人物、描摹日常生活状态的显性题材，也是一种揭示问题、辨明真相、透析时代、反思历史的隐性艺术力量，《桃姐》、《五个小孩的校长》等多部合拍片融汇着内地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香港电影的社会人文写实精神。
现实主义电影与类型电影美学不是孑然对抗的，两者尽管各有侧重、有取舍，但都需要讲述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故事和塑造真实人物。目前，两地合拍片以香港导演拍摄内地题材、又契合香港精神的创作模式和《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实践，探索出一条集类型化、奇观化、现实化于一体的"新主流电影"路径。同时，《岁月神偷》《叶问》《打擂台》等一批合拍片已成为"新香港电影"中的重要部分，在过去与现在的强烈对照中，有效凸显出香港的主体性想象和怀旧的"新香港性"文化景观。
《影视剧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从几部印度电影寻找启示》
陈三俊（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教授、文学硕士，宁波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一个早熟的民族，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中更多的是理性和平（不信鬼神、考试入仕）、宽容达观（对待外来文化和他人的态度）、爱人仁民、重义轻利等。通过影视剧这样一种通俗文化传播方式来思考并宣扬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可以、也是必要的。《战狼2》和《红海行动》的票房成功，不仅在于宣扬了国力，其间所表达的舍生取义、胸怀天下的价值取向也是获得观众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现代化也离不开中国电影人的热情参与。当下，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应该并值得用影像来探讨来表现。这需要我们电影人放得下身段，融入大众，才能精准把握社会思潮、才能生动展示万千国民的欢喜悲忧、才能直面当代中国的光荣与痛苦、在和谐和发展之间平衡取舍，向广大观众提供欢乐、勇气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关切社会，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极端理性而抽象的批判手法，很难真正触动观众的灵魂，从而真正影响社会；二是假借表达民众，实则倾倒个人情绪与狭隘认知。这两种倾向要么不能得到观众共鸣，沦为貌似"高尚"的过眼云烟，要么则只能在短时间内误导观众，实则对观众和社会极不负责。
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早熟一样，中国的美学思想与表现也是早熟的。早在宋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虚实、意境、流畅、空灵、风骨等美学思想，并养成了中国人悠远、诗意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大圣归来》、《无问西东》在色彩和构图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写意特征，应该说是传承中华美学的最新成功代表。
《主旋律电影走红是新时代观众的需求》
周文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戏剧影视学硕士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1. 以市场为导向对各种电影类型的轮番尝试中，电影生产出现了一窝蜂、套路化、庸俗化等问题。制片商以市场为最大甚至唯一的追求，一旦发现某种类型具有市场价值，就扎堆而上开始生产，生产过程中也以商业至上，一味以流量明星或低俗化的东西来迎合市场，而忽视了真正能决定影片质量的人物故事及价值观念等根本性的因素。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观众在因某部影片关注某种类型之后，很快便会被大量同类但低劣的影片消耗掉对此类影片的兴趣与信心，最终导致此类影片失去观众与市场。
2.面对中国电影迅猛发展，近年的中国电影却没有塑造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中国英雄形象。相反，人们在青春片里看到的是情感迷茫的青年，在公路喜剧片里看到的是生活混乱的中年，在女性片里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的闺蜜、在悬疑片里看到的是人格分裂的罪犯，就连一向以塑造英雄为核心的武侠片，近年来也热衷于表现陷害徒弟的师傅、互相背叛的兄弟等反英雄的形象。从好的方面说，这反映了创作者对于人性的多层次发掘；从坏的方面来看，过多塑造此类形象则消解了人们对于人性的信任。
3.中国观众最需要看到的还是银幕上的中国英雄形象。近年主旋律电影里的中国英雄形象恰恰满足了观众的这一需求，让他们看到了能够反映中国人精神、振奋中国人士气的中国英雄形象。尤其是《湄公河行动》里的高刚、方新武和《战狼2》里的冷锋，《红海行动》里的"蛟龙突击队"，他们都是在中国人民处于危机之时代表国家挺身而出抓捕敌人、拯救民众的英雄，更令中国人民在崇敬之际充分体验了国家强大的自豪。
《影视创作如何表现"中国精神"——以中国动画电影创作为例》
高伟（国家新闻广电总局，博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兼职研究员）
文艺创作如何表达中国精神？关键要运用正确的价值观与理论，在当下特别是要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和营养文艺作品，使文艺作品能凝魂聚气，饱含价值，唱响主旋律，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最强音。一般而言，思想与理论往往较为抽象和晦涩，外围时常包裹着坚实的"外壳"和话语体系。
新时代的中国影视创作迫切要求实施精品力作战略，这就需要创作者们要砸碎思想和理论"坚果"外壳，榨取甘露，浇灌作品，赋予理论艺术化的故事形态，让作品成为厚植价值和梦想的载体，赋予文艺作品真正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时代回响。
动画电影创作作为文艺创作重要组成部分，其具备卓越的技术表现力，易于成为真善美的价值载体，既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又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诠释"中国精神"，引导社会成员建构正确价值观。
中国本土动画电影起步较早，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中国绘画、民族工艺、传统戏曲、民间音乐营养，在早期形成"中国动画派"。追忆经典，一度攀越艺术巅峰的中国水墨动画亟待复兴，中国动画电影在当下蓄势待发。
当前中国动画电影创作有着巨大的优势，包括创作文化资源丰富、政策扶持力度强大、产业前景与消费市场前景广阔、资本相对充盈等。在中国动画影视创作振兴道路上，可供参考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主要来自美国好莱坞的相关产业发展案例。这意味着振兴动画电影创作关键要做到文化与价值观的植入、故事人物形象的匠心塑造、消费人群的细分和覆盖、国际国内产业链资源的相互整合等。
《中国电影工业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陈昌业（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任制片市场总监）
历史是现实的前因，未来是现实的后果——先从历史的转角处，发现中国电影正当下的路口。
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作为互补的产业机制已经内化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秩序，并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以3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为里程碑，十五年的产业化改革以及更早前的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果、经验和教训都以这部新法为载体，被固定了下来。
从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来说，工业化的每一次巨大跃迁都表现为对生产效率的革命性的突破。一般而言，有两个方向的提升和进步可以明显使得生产效率大踏步前进，首先一定是技术进步，其次就是管理进步。
管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挑战，不是1+1的简单累加这么简单，管理者一方面必须知道和掌握因为新技术而扩展的生产部门是做什么的，另一方面必须将新增的生产部门与传统的生产部做最优的组合、协调、融合——管理的最大难度或是"艺术"就在于，如何基于成本控制的前提做减法的同时，又要为了产品品质的提升而做必要的加法——这是电影的制片管理一直以来的课题，又是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需要反复攻克的难题，但这常常是行业内外所甚少关注和探讨的领域。
但无论对于国产重数字视效电影的创作者还是本土的数字视效公司来说，在能够达到比肩好莱坞的工业生产力水平之前，一定会需要一个过程的磨砺，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和交棒——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12日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面对历史新任务的中国电影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偶像明星的生产及其在影视娱乐文化产业中的价值》
赵丽瑾（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影学博士，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员）
"小鲜肉"、明星天价片酬现象因为与中国当下影视创作和娱乐文化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舆论关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
相对而言，学术层面的阐释则显得相对不足，因为"小鲜肉"及其文化症候难以被纳入西方传统"明星"（star）模式及研究的理论框架，也超出了中国影视发展的文化经验和理论阐释范畴。在当下的媒介、产业和文化"融合"的时代语境中，"小鲜肉"即当代偶像明星（idol）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明星（star）的一种明星身份和意义的出现。
19代开始电影是"明星身份的最规范的确认"，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因素——银幕表演与银幕之外的社会表演，演员与他们所表演的角色，演员的光环和魅力与日常的平凡性，作为公众符号和作为个体的私人化存在——建构明星（star）身份和意义。融合语境中的偶像明星身份的建构从两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明星：
第1， 电影或以电影为主的单一媒介被跨媒介、多媒介文本取代，成为偶像明星身份建构的意义场域；
第二，娱乐和经纪公司不再是明星的唯一生产者，粉丝参与了偶像明星的生产，通过参与和陪伴偶像成长，建立强大的情感认同和粉丝群体。生产机制的变化必然引发偶像明星在当代影视和娱乐文化产业发展中不同于传统明星的价值和意义。对偶像明星的研究成为解释和理解当下娱乐文化产业诸多关涉媒介、产业和文化问题和现象的重要维度。
《何谓"中国精神"？如何影视创作？》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视听传播逐渐优于文字传播的今天，电影承载着比以往更大的使命，也可以说，自从它挺立于艺术的前沿，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主角时，就不得不承担构建国家精神、追寻人类终极价值、教育社会面向正面精神等使命，而这些使命，过去更多地由文学、哲学、历史或宗教来承担，现在，它们都寄希望于电影。电影再也不能任性地在娱乐化的溜冰场上以华丽、妩媚、浮浅、幽暗的舞姿滑向无名之地，而是要自觉地担当大任。这是一切的因缘际会在今天赋予电影的大哥大角色。由此，我们才有理由去谈影视创作与"中国精神"的话题。
首先要回答何谓"中国精神"？这一问题至今没有人清晰地回答。只有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之后，影视创作以及整个中国的艺术创作才有方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山海经》是最早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精神的艺术。那时，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图景展开，同时也是文化上的百科图书式的展览。那是蛮荒中建立的灯塔，是黑夜里发出的曙光。它确认了"我是谁"，"我在哪里"的问题。由此而开始了中国艺术的叙事。此后是《周易》等六经的宏大叙事。那是另一次伟大的叙事。此后，"中国精神"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运变与佛教的整合，最后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提出这个概念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面临了危机，需要恢复其主体性，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观与艺术精神。
在此基础上，要分析"中国精神"在影视文化中的存在，尤其是一系列问题。最后要寻找在影视创作中弘扬"中国精神"的路径、方法。总之，影视创作与批评家必须树立"影以载道"的价值立场，要站在今天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塑造"中国精神"，使中国的影视艺术真正地为中国人乃至人类服务。
《类型融合与类型升级——从<唐人街探案2>看国产商业电影的新趋势》
刘起（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理论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电影艺术》编辑，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传播学博士后）
类型融合作为当下类型电影的一种新趋势，既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层面的考量，同时与视觉大片时代观众新的审美需求密切相关。《唐人街探案2》是国产喜剧一次别开生面的创新，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推理喜剧这一新的复合类型，是类型融合与类型升级的典范。
《唐人街探案2》不仅拓展了喜剧的类型边界，更值得肯定的是，通过类型融合的方式，借用重逻辑、强情节的推理类型，将插科打诨、疯癫无脑、故事荒诞的国产动作喜剧，带入一个重视故事、遵循逻辑的新局面。国产动作喜剧，终于从"段子喜剧"，升级为一种"故事喜剧"。对于受众最广的国产喜剧来说，这是一次突破性的类型叙事进化。
《唐人街探案2》中喜剧与推理这两种类型融合，是一种很聪明、但难度系数其实非常高的类型糅杂。因为这两种类型在很多层面都差异颇大。推理偏严肃、喜剧偏轻松。推理偏理性、喜剧偏感性。从叙事层面来看，推理重情节、轻桥段；喜剧重桥段、轻情节。
但这一类型融合也在高难度、高风险的同时，带了高收益。推理作为一种类型的界定是根据故事模式。推理片一般有一个相对紧凑、环环相扣的故事主线——案件的解谜过程。喜剧作为一种类型的界定是根据叙事手法。喜剧片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故事模式，故事目标在于展现一个个相对松散的喜剧桥段。所以，推理与喜剧的类型融合，是一种取长补短的故事策略，用推理片的故事性、整一性，来统合喜剧片的桥段性、松散性，非常巧妙的弥补了喜剧片的缺点。也因此，才使"段子集合"的国产动作喜剧，升级成有故事性、情节弧线的喜剧。
《近年犯罪悬疑片类型发展的启示》
赵建飞（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副教授）
近年国产电影中犯罪悬疑片颇受关注，既有国际获奖作品如《白日焰火》，也有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如《烈日灼心》。在票房2-4亿的国产片队列中，犯罪悬疑片已成中坚力量。这一类型的持续发展值得期待，而潜在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首先，是导演过度强调个人风格，破坏了类型片的默契。如《暴雪将至》被媒体称之为是打着"犯罪片商业片旗号的文艺片"。影片有艺术性然情节缓慢，失去了《白日焰火》、《烈日灼心》所达到的社会性、娱乐性的微妙平衡。由大陆导演开创的犯罪悬疑片的复兴局面，或许将会由更擅长发挥类型因素的港台商业导演来收割。
其次，是类型融合不当的事故。类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融合其他因素。 有一些融合就比较失败，如《提着心吊着胆》在犯罪悬疑基础上融入喜剧因素，然喜剧因素小品化而致品味低俗。 再如《夜色撩人》，影片着重于女性敏感心理的表现，外部剧情推进太弱，观众失去了观看犯罪悬疑片的基本乐趣，导致影片口碑和票房惨败。
此外，流量明星的加盟也是一个陷阱。犯罪悬疑片造就了不少影帝，标杆式的类型明星已经形成，如段奕宏。 流量明星开始大量加盟，如《心理罪》，然这些影片并没有表现出与明星流量相称的票房成绩和口碑。 影帝们能在影片中塑造出邋遢、破落的复杂社会形象，而流量明星不舍商业偶像造型，更无力表现犯罪悬疑片人物的复杂性。创作者和投资者还是得打破流量迷信，立足类型本身特质来选取合适的演员。
总之，大陆的类型片土壤相当薄弱，前几年的青春爱情片如今已经烂尾。犯罪悬疑片在这一阶段的繁荣，对本土类型片发展探索而言，值得重视并珍惜。
《中国电视剧的城乡生活想象及其一体化指向》
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台湾世新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就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视角之一。从单维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物质生活日益丰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此聚居、繁衍；而传统乡村则作为城市人口的输出地，其形态与生活不断被城市所改造，变得越来越像城市。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中，也是如此显现的。
但"新型城镇化"着力突出的是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为本，提出应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展开现代化。这一宏观的国家战略，必然要通过影视文艺加以表征和体现。
从已有的城乡题材电视剧来看，城乡生活要么被表现为巨大的物质差异，要么被表现为乡村与城市的趋同。这都取消了乡村本应自有的独立性，亦即是"乡愁"的可能。
因此，城乡题材电视剧要"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返乡的权利"，因为"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才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也要为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者提供市民化的空间想象；同时，还要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足够的"乡愁"，以彰显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丰富性。
在叙事策略上，我国乡建或乡村再造的事例应有选择地进入电视剧中，以丰富"乡愁"的软实力意涵；同时，促使进城者市民化的电视艺术表现形式还应更为多样，电视艺术扎根生活、反映生活的面向还应更加广阔。
通过城乡一体化生活的影像书写，建立起富有生活美学意义的城-乡，让每一个怀有幸福追求的中国人都可以在城乡间进退有据、游刃有余，应是城乡题材电视剧所提供的艺术想象。
《类型化电影创作，转型期华语青年导演的创作选择》
桃桃林林（电影媒体人，影评人，自媒体"桃桃淘电影"运营者，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上海国际电影节审片人，香港亚洲电影节亚洲新导演奖评审）
与第五代、第六代等电影前辈完全不用的是，当代的新年轻导演，在选择自己的首部作品时，都经常选择更贴近观众、具备娱乐性的类型片，这是以往导演处女作不常见的现象。
就好像忻钰坤导演的《暴裂无声》，还有马凯的《中邪》，去年拿到东京电影节影帝的《暴雪将至》，之前上映的《黑处有什么》等等，都有鲜明的类型特质。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的推动：1、是市场的需求与资方的导向。市场本身迫切需要大量可看度高、具备更多商业卖点的类型片出现，年轻人若想走进市场，就需要优先选择执导类型片。2、迷影文化对年青一代的影响。随着新一代迷影文化的兴起，我们的偶像已经从当初的塔可夫斯基、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艺术大师，变成了昆汀·塔伦蒂诺、科恩兄弟、奉俊昊、朴赞郁等类型化性格导演。这也促使他们在选择处女作的时候，优先选择类型片。3、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执导类型片上始终不得其法，也推动新导演必须及时填补进来。
不过，随着青年导演类型片的涌现，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模仿痕迹过重，始终难以摆脱前辈的影子；类型创作仍然非常单一，缺少更多的类型选择；本土化类型片尚没有太多办法，类型创作与本土文化和生活结合仍然不够紧密。
这一系列问题，也将是未来青年导演在从事类型片创作中，亟待解决的。不过，仍然认为，类型片创作将成为新一代青年导演从事创作的重要方向，也希望他们能从类型片的角度，带来他们的新浪潮。
《"锈带"影像的现实观照与类型再造》
高媛媛（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近年来，"锈带"电影开始突破追忆历史的题材范畴，转向类型电影的创作路径，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是这一类型中的佼佼者。
影片用类型片与文艺片杂糅的方式讲述一个耸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背后的故事，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白日焰火》的时间点虽然仍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是故事重心从《耳朵大有福》等影片中"锈带"工人的下岗/退休生活，转向了孤胆警察和蛇蝎美人的爱情故事。影片除了有悬疑、惊悚、凶杀等重口味元素，还通过演员克制的表演和缓慢的运镜，使电影具有清新的文艺气质。
《白日焰火》选"锈带"城市作悬疑惊悚电影拍摄地并不是先例，科恩兄弟在1996年拍摄的电影《冰血暴》以及播出的电视剧版《冰血暴》的拍摄地都是美国的"锈带"城市明尼苏达州。此外，与《白日焰火》故事风格相似的网络剧《无证之罪》也将拍摄地选在了哈尔滨。
"锈带"地区极度严寒和孤独的城市风貌与《白日焰火》压抑灰暗的黑色电影风格极为相配，皑皑的白雪，冷清的街道，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烟雾弥漫的城市，成为悬疑惊悚电影生长的土壤。从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到吕行的网络剧《无证之罪》，以东北"锈带"为文化符号的城市记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这些影片类型不同，风格各异，但是因为地域的亲缘性，使得这些影像作品有着内在的共通，并围绕着"锈带"的衰落与复兴，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特征。
《影视产业发展的"浙江经验"》
丁莉丽（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近年来浙江影视产业强势崛起，"北有北京，南有浙江"的影视格局基本形成。浙江影视产业的辉煌，首先源于浙江政府管理部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有力托举。政府"先试先行"的魄力与胸襟，使得政策与市场得以渐次打开并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从十几年前浙江通过放宽准入机制、税费优惠等政策吸引影视公司落户，到近年来在横店、象山两大影视基地的辐射效应下，浙江成为众多影视项目落地的首选之地。同时政府利用无形之手引导完善影视产业链条上的投融资、宣传营销、衍生品开发、版权销售、艺人经纪等各环节，做好影视产业的保驾护航工作。面对国内影视产业竞争新形势和国际化浪潮，浙江及时调整策略，提出建设"影视副中心"口号，并努力探索建立中外影视行业交流合作机制。
近年来浙江电视剧爆款不断，现象级电影屡屡出现，"浙产"品牌效应日益彰显。《猫爸虎妈》《我的前半生》《欢乐颂》《嘉年华》《大世界》等影视剧在创作上保持开放态度、大胆直击现实的热点和痛点，从而在题材的前沿性和开创性上占据市场先机。《解密》《剃刀边缘》《风筝》等谍战革命剧大胆突破长期以来的"谍战剧"套路及表现禁区，实现审美格局的提升和商业效应的拓展。浙产影视精品剧的骄人业绩，既是浙江影视市场走向成熟的产物，也是政府通过种种扶持引导手段强化题材规划和引导"精品"意识的结果。
重视评论，一直是浙江影视界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影视评论队伍的组织建设，还是新媒体平台的探索，浙江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集结了一批影视评论人才。初浙江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评议审读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合作创办影评公众号 "i看影视"，竖起了浙江影视评论的旗帜。 "i看影视"努力坚守纯正的艺术趣味和独立的评论立场，对传媒化背景中如何保持影视评论的公益性和独立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目前以"i看影视""宁波有影"为代表的"浙派评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但是大气包容的"浙派评论"已经初现风采，而浙江影视评论界的探索经验，对于当下影视批评生态的构建、影视产业如何实现良性发展等课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世俗精神与中国电影——以阿城的电影言论与电影实践为例》
杨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系博士）
中国电影的基本品格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代表了对电影的不同定位和理解。作家阿城以为，世俗精神是中国电影的基本品质，可以为今天理解电影提供借镜。阿城说："电影的性格是世俗，‘古’今中外都一样。"又说："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它是世俗的，直到今天，中国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的试验电影，或者所谓的‘知识分子电影’。" 他对电影的理解如此，他的电影实践也本此思路。
阿城编剧的《画皮之阴阳法王》是一部具有情色、恐怖、武侠、神怪等元素的商业片。阿城屡强调电影的世俗性，所以重视胡金铨。世俗性，也是阿城改编《画皮》的基本精神。阿城肯定蒲松龄收集故事的方法，但批评他干预故事，即反对蒲松龄文末的"异史氏曰"。这个批评对不对，可以再讨论。
《小城之春》的价值观更接近于传统戏曲，展现的是传统道德和伦理。抗日战争后，战乱久之，民心思定，由此电影可见。以情始，见人性；以礼义终，见人之高贵。所反映的还是世俗的价值观与格调。
电影《聂隐娘》讲的是现代人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困境。聂隐娘重视家庭人伦，她的抉择是放弃君臣伦理，与父、夫偕隐，坚守人伦之情。
《色戒》中王佳芝因为性爱欢愉爱上欲刺杀者，故关键时刻放其逃走。《色戒》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感觉，只要个人欢愉。《聂隐娘》重家庭伦理。好比孔子与人论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好比孟子所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 ，通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类型叙事、艺术创新与现实关怀——论国产黑色电影创作》
向宇（浙江传媒学院教授，电影学博士）
类型片和商业电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娱乐。譬如电影产业研究的权威著作《电影商业》一书写道，"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制片厂应该一直把电影当作一个逃避现实的娱乐形式"。但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托马斯·沙茨教授的研究表明，把类型片看作是逃避现实的娱乐是非常天真的。在他看来，类型电影总是以仪式化的方式回应特定文化社区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强化或者质疑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或信仰。黑色电影就是一种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类型片。事实上，社会批评视角是这种起源于1940年代的"红色好莱坞"（好莱坞左翼文化）的电影类型最重要的惯例和传统之一。
近年来，随着《色戒》（）和《白日焰火》（）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斩获最佳影片大奖，原本只为影迷和研究者熟悉的华语"黑色电影"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可以被命名为黑色电影的有《边境风云》、《白日焰火》、《心迷宫》、《烈日灼心》、《冰之下》、《暴雪将至》等影片。这些影片不仅继承了黑色电影类型的影像风格和叙事实验，在电影媒介的创造性、艺术性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很好地将黑色电影的社会批评视角和当下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电影1930年代就已经确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用类型片的方式处理现实议题、表达现实关怀甚至现实批判，这对当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一种非常有启发的探索。
《泛情化61类型融合61青春叙事----从<建军大业>看当下中国新主流大片市场化表达新路径》
刘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影视委员会会员，自办公号"大家谈影视"）
通过艺术加工和商业推动，《建军大业》让真实的历史故事实现了观赏、接受和传播的高度统一。而这样的成功，应当归功于电影主创所采用的的"泛情化"人物塑造策略、类型化叙事手段、青春叙事等手段，实现了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现代化改造。本文将以《建军大业》为例，着重分析泛情化策略、类型融合、青春叙事这三大表意策略与叙事机制，借以透视中国新主流大片市场化表达的新路径。
《建军大业》以其更为宏大的主题、更为"红色"的经典革命历史题材、更为"年轻态"的美学追求、更加注重受众和市场的实践，宣告了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拓展。影片在主流性与商业性，国家性与个人性，体制性与作者性、类型性等二元之间达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平衡，三者互相制约，互相适应与尊重，取长补短，使这三重意义的汇合，则是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再度辉煌。
影片正在树立同类题材影片的新标杆，也为主旋律题材影片的市场化表达提供了新的探索范本。而《建军大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偏差与妥协最终带来的不良结果，也并不能够说明娱乐化就必然与历史书写相悖。对于电影创作而言，娱乐化只是手段，本身并不带有影片优劣的倾向性，如何使用这个手段才是最为重要的。《建军大业》为中国电影同类题材做了非常好的先行者，它的探索与得失必将为今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贡献宝贵的经验。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如何迎接"新时代"—从"中国电视剧选集"谈起》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中国电视剧选集"，所入选作品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剧生产创作的最高水平，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占据过半，表现优异，其数量与比例皆为近年之最。
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作为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电视剧，现实题材电视剧理应在"新时代"有更大的作为。首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决定了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巨大空间，其次，电视剧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现状还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尤其现实题材剧电视剧能否继之后继续保持佳作迭出、荧屏热播、观众热议，仍然需要慎重思考之。
"新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电视剧创作的"富矿"深蕴其中。电视剧只有充分挖掘其中丰富的生活、鲜活的人物、时代的精神进入创作视域，才能为"新时代"留下发展的注脚，为后代留下时代的记忆，电视剧也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责任与时代担当。因此，电视剧要描绘"新时代"，刻画"大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任重道远。
繁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理性而为，就要充分考量政治、艺术、市场与社会生活容量四个维度，并在挖掘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建构真性情的人物形象、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等四个方面寻求多点突破。
《香港电影文化立场与族裔情感的艺术表现与表达路径——<客途秋恨><一代宗师><明月几时有>等电影的演变史考察》
任茹文（宁波大学副教授、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香港是后殖民时代多元文化共同上演的典型空间，也是族裔力量与文化立场角力的典型场阈，香港电影多元化多路径多取向的共存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在多类型与多维度的港片中，香港电影对于族裔立场和中国精神的探索与思考，是草蛇灰线、薪尽火传的一条隐线。细看许鞍华、王家卫、徐克等导演的作品，有这一主题随历史背景和地缘空间的变化而呈现的变化史。
经历了九七回归之后十年的摆荡和震动，香港电影集中地出现了一批与传统港片既有衔接又有断裂的新片，《十月围城》（）《一代宗师》（））《智取威虎山》（）和《《明月几时有》（））等一批高质量的影片，在地域空间、历史故事、政治力量和族裔身份等多种话语的纠缠中，集中地表现对于后殖民时代香港的"中国身份"的追认意图，表现出香港对于"中国精神"的回归、融合与身份认同的强烈求索和思考意识。
近十年集中问世的这一批电影，说明香港这一地缘空间中"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迫切与艰难，也体现出以许鞍华、王家卫、徐克为代表的一代导演的严肃态度、理性精神和艺术策略。他们更加直面和处理历史题材，《一代宗师》和《智取威虎山》《明月几时有》是这一题材和主题上的丰美收获。这些电影塑造了多舛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中的中华英雄，借助"侠义武士""红色勇士"和"民间英雄"的新演义，导演诠释了他们对于中华精神中风骨、担当、不为、济世等人格品质和审美精神的理解，并试图将这些元素作为塑造族裔精神的基石和载体传达给电影观众。
《中国精神的建构和解构——浙产电视剧的人物形象研究》
卢炜（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影视学会教育协会理事）
浙产电视剧成功关键是浙江人的中国精神。浙产电视剧有三种模式："穷人"模式、"善人"模式和"商人"模式，建构起生动而形象的中国精神；然而，这三种模式同时也解构了中国精神：穷人翻身靠机遇，好人好报被神话，商人商战胜者为王，丧失市场经济价值观。
一、"穷人"模式的建构与解构
建构：浙产电视剧中"穷人"模式建构在于社会底层人士，演绎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变形记，充分体现出自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
解构：1、主观臆断，不是所有的穷人都能通过勤奋劳动获得成功，浙产电视剧忽视穷人翻身的时代机遇、奋斗方向和自身条件，解构了电视剧受众社会底层人士原有观念。2、选择性穷人，多为后来经济发达地区。选择性穷人设定了范围，解构了大众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美好愿景。
二、"好人"模式的建构和解构
建构：电视剧"好人"模式讲授好人好报的传统故事，大写出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国精神。
解构：1、以德治国、以德服人，电视剧中所有问题都能在人品中得以解决，淡化法制观念，忽视组织保障。2、好人形象干瘪，缺失生活情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干瘪枯燥的"好人"解构了我们心目中的"榜样"。
三、"商人"模式的建构和解构
建构：新时代的"商人"模式：传统行业的坚守、现代机遇的把握、高尚情操的圣人。体现出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和优秀品质的中国精神。
解构：1、"商人"商战就是仁者无敌，"义"胜于"利"，实则解构了商业规则。2、"商人"圣人形象固化严重，奢靡之风飙涨，解构了中华民族传统勤俭节约的中国精神。
《电影爆款的数据读解和精神发现》
李星文（公众号"影视独舌"创办人、主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指导委员）
过去一年中，中国电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重新回到15%的高增长率。
从4月中旬到4月中旬的数据看：电影历史总票房前100名，国产电影取得了控股的地位。这至少说明，在我们的本土市场中，国产电影的票房尖子生与好莱坞电影比拼，占有明显优势。不能说中国电影的水平总体超过了引进片，但仰仗天时地利人和，凭借与观众的天然亲近性，国产电影在票房总和与榜单前列，都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中国电影市场仍处在快速扩容中，电影工作者幸福地进入了新一波的增长期。你需要担心的是自己拍不出好片，而不需要担心市场的深度不够。
过去一年6部爆款影片：《战狼2》（56亿+），《红海行动》（36亿+），《唐人街探案2》（34亿+），《《羞羞的铁拳》（22亿+），《前任3：再见前任》（19亿+），《芳华》（14亿+），三个类型"军事动作片"、"喜剧动作片"、"剧情片"，如果把类型归属和票房区间稍稍对应一下，可发现：市场欢迎的主力类型就是这三位，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形成观影的最大公约数；而这三个类型的票房能量形成相对清晰的数字梯次。
爆款不是从天而降，它们总是和大众心理亦步亦趋。
扬我国威是时代精神，忘形狂欢是时代精神，泪眼回望也是时代精神。不同年龄的人群塑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类型的电影留存着分众的时代精神。有着好的票房成绩的电影，一定是触到了时代痛痒，交集了时代精神。
中国电影无论是单片还是整体，仍有很大的票房上升空间。中国电影在现代文明常识的表达和传播上，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不必沾沾自喜，也不必妄自菲薄，上升和进步一定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