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时空里，饮食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早的周汉礼乐文明就是源于饮食。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饮食呈现出新风尚，饮食原料更加丰富，饮食结构也变得多元化，且此时的人们更加追求美味，深谙美味，探究美味。在这种新饮食风气的熏染下，魏晋六朝的名士风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进而带动了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这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为魏晋六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饮食领域中的许多物种都生动代表和表现出此时的名士风度和文学的典型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流徙与饮食文化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地域性差异显著，再加之政权的分立，以及民族文化的介入，使得文化发展不平衡。一般来说，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文学较为发达，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学相对滞后。地域文化的差异对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即使是文人群体和家族文学也与地域不可分割。魏晋南北朝时期尤是如此，陈寅恪先生曾提到：“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东晋后，由于南北政治上的长期对峙，使南北文学发展各异，从发展不平衡角度来看，南方优越，北方滞后；从风格特点而言则是南方清绮艳丽，北方质朴敦厚。故有《北苑·文苑传》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然在晋室南渡，文化重心南移后，尤其是魏晋时期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使得南北文化交融加剧，胡汉之间文化也互相渗透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域范围之广、成分之复杂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在封建社会，人民重土安迁，如果不是时势所迫，一般是不会轻易迁徙的。人口迁移的原因多为战祸、民族压迫、灾荒、故土沦陷等。两地之间的迁徙，由于迁徙目的地文化不同、语言各异、加之与当地土著居民一时难以融洽，使得这种人口迁徙过程变得艰难。《三国志》：“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然而正是几百年的迁移，使各族生活得到同化，落后地区得到开发，生产经验得到交流和传播，南北、胡汉文化之间才得以融合。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民户大流徙，陈寅恪在其《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有详细论述，其认为魏晋南北朝民户大迁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汉末三国初，这时期的迁移的方向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之荆、襄地带，至关中秩序稍安，有一部分复归本土；从中原流入东北地带；由中原河淮地带流入江南。其中从中原迁至江南的一支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流徙潮。这个阶段的迁徙在魏蜀吴格局初步形成后逐渐减缓。
第二个流徙大潮发生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永嘉之乱”前后，主要迁移方向有六种，有秦雍入汉中江淮一带，有巴蜀入荆襄，也有胡汉向冀州，中州向西北凉州、中原向辽境、江南流走的。同样在这个阶段的流徙大潮中中原向江南流徙的一支仍是其中的最大群体。故《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说明了当时南迁的人数已超过半数。同时胡汉之间的流徙也不可忽视，自西晋元康元年（291）八王之乱以来，北民南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也趁机入关、南下，掀起了“五胡之乱”，加速了人员的流徙。从晋江统《徙戎论》中有说到“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也可以看出这时期胡汉之间互动频繁。所以从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徙呈现出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内聚，汉民族以中原为腹地向西北、东北以及南方辐射的模式。
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在物理空间的迁移过程中也必然带动着地域文化的迁移。随着移民间文化的冲突、趋同和整合，进而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作为生存之根本的饮食也自然地加入到这种交流的行列之中。这时期的饮食文化交流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上更是深深地打上了饮食文化的烙印。魏晋时期的饮食文化正是在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并使饮食学成为一门学科固定下来，是中国饮食文化史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环。这种饮食文化的交流从横向上看表现为民族间的胡汉交流，从纵向看表现为地域上的南北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