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的韩信年轻时能够忍受“胯下之辱”，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的印象十分深刻，讨论也极多。类似的事件后来也出现在不少史料和文学作品中，其中《水浒》中的杨志卖刀被泼皮牛二羞辱最后愤而杀之的情节最广为大家熟悉。可能很多人的印象里，把让韩信受了胯下之辱的那个少年，和那个泼皮牛二的形象会重叠起来。
不同于牛二被杨志所杀，那个少年多年后韩信封楚王的时候，被找到了，而且韩信不仅没有报复他，还称呼他为“壮士”，给他封官。这事大家的解读角度也一般关注于韩信其人的大度，但近日重读《史记》，把整个战国到秦汉的历史背景梳理过后，感觉可以从这个少年的角度重新认识一下“胯下之辱”这个事件。这个少年也并非简单地出于一种泼皮无赖的态度要羞辱韩信，其背后是一个很好地真正理解那个历史时代背景的切入点。
我们先来看《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胯下之辱”在文中的第三段，我们连前面两段一起来读一读：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经商）。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同褥）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这三段我们做个简单的联结概括：
首先，韩信前期是一直在淮阴活动的。常到人家里蹭饭吃（寄食），名声很不好，“人多厌之”。一开始是常在南昌亭长家“寄食”，后来亭长的妻子不给吃，他跑到城下钓鱼。有一个漂母见他可怜，连续几十天给他饭吃。然后才发生少年屠夫羞辱韩信的事情。
如果把以上故事用淮阴人的角度重新叙述一遍，其实是这样的：
韩信，本是个贵族（漂母说的“哀王孙”），在秦统一六国后，成了无所事事的落魄人，每天仗着其旧贵族身份，带着剑（注意，剑既是贵族身份象征，也是武器），四处蹭饭吃。淮阴人大多很讨厌他，可又有点怕他，只能用一些婉转羞辱的方式（亭长妻“不为具食”）来拒绝他。淮阴的一个少年屠夫，看不惯这些落魄贵族整日游手好闲吃白食，可大家又怕他们的样子，于是决定大胆地通过明面上羞辱韩信的方式，告诉大家，这种人“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没什么好怕的。这种敢为大家出头的少年意气，正是韩信后来称呼他“壮士”的原因所在。
也许你要说，笔者这样叙述，是臆断猜测和牵强附会。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远点，看看当时的整个历史脉络，就能明白这是个很合理的推测。
我们知道，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是周的封建贵族社会逐步解体而新兴的士阶层力量逐步兴起的时期。而这些士阶层，其来源主要是原来的下层贵族和掌握了一定知识和能力的平民。所谓“士，事也”，就是指具备知识和能力能服务于君主、大夫的人。关于这个，可以参考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阐述。
而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征伐，以及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有许多贵族还有士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势力以及效忠的对象，成了“游士”。尤其是秦始皇十几年间就发动完成了大规模对六国的统一战争，更是使得这些贵族和士被打散，而秦王朝奉行文法吏体系，又没办法完全吸纳这部分人进入秦王朝的治理体系内为自己效力。可以说，秦建立统一王朝的同时，却忽视了如何收纳社会中坚士阶层的力量这一问题。于是这些“游士”就成了社会的主要不安定因素。我们看秦汉之际起兵的那群英豪，如项梁项羽叔侄、田荣田横兄弟、张良等人，大部分都是这种出身。
可以说，解决人才的上升通道，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关键因素。开头所说的《水浒》一书，实际上主题主要也是在说当无法解决人才安身立命之道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李世民在看到科举盛况，才会欣喜满怀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但显然，秦的文法吏体系没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问题要留到汉代去一步步解决，详情不在此处细谈。
而虽然在灭秦战争中，这些“游士”们英雄豪杰辈出，但对于统一的秦帝国而言，还有在秦的文法吏体系中生活的普通百姓而言，这些“游士”却很可能是自己安定生活的打扰者，甚至破坏者。就如张良身为韩国贵族之后，不忿于韩国的被灭，策划了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事件，其结果是他逃之夭夭了，可是周围的百姓和全国的公检法体系就要遭大苦头了。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全国这种游手好闲的贵族后人是不少的，这帮人一般掌握武力，又因为贵族身份，允许佩剑。像韩信这样只是蹭吃蹭喝可能还算好的，有很多甚至发展到杀人越货的。比如鸿门宴中为保护刘邦发挥重要作用的项伯，年轻时曾经杀人，是张良帮他躲过了追捕。（看来这千古第一躲猫猫高手，非张良莫属，甚至后来刘邦称帝他当了留侯后，也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虽然我们不能确知项伯杀人的具体原因，但无论什么时期，私自杀人都是严重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
顺便一提，日本在我国明朝中期的时候进入所谓的战国时代，在征战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浪人”，这些浪人不仅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了明朝倭寇之乱的来源。
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在底层百姓中仍然很有影响力和感召力，漂母对韩信那句“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其实并不是在指责韩信不能自食，而是在哀怜他。从这个细节来看，不难推断前面的张良和项伯还有许多英杰，能够躲避官府追捕，何尝不是和当时贵族仍然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社会结构有莫大关系。
秦帝国没能解决人才问题，加速了其崩解。而韩信却因此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在听说项梁起兵后，杖着剑去追随项梁，虽然在项梁项羽阵营中没能得到重用，却由此进入了历史台风眼，展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早年经历过的漂母之恩，让他在那个尔虞我诈年代的关键时刻不愿意背叛刘邦。而在征战天下的过程中，他或许或多或少理解了早年的困局是从何而来，也更理解了那个屠夫少年羞辱自己的出发点。他和那个少年，其实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对时代不公的反抗者，只是两人的面向不同，一个面向眼前，一个走向天下。
所以，当他身为楚王衣锦还乡，“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一个和少年时的愤懑和解了的韩信。
胯下之辱，其开头，是两个人反抗。其结局，是一种时代的和解。而一个即将重构社会黏合塑造民族韧性的大汉朝的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