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火袄、摩尼、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外国宗教,相继传入中国。国内原有的儒、释、道三教,也有明显的发展。唐朝的统治者对这些宗教,虽也时有好恶,但总的来说,采取的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政策。所以,各教派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
佛教在唐代进入鼎盛期,大的教派就有天台、法相、华俨、禅、密、净土诸宗。其中,尤以禅宗的影响为最大。禅宗相传是北魏时由印度僧人达摩创立的。后分为南北两派。唐武则天时,南派的慧能取得了禅宗的正统地位。他吸收了中国儒、道两家的唯心主义思想因素,宣扬佛性即在心中,而且人人皆有。他主张,不必经过长期的苦修和大量背诵佛经,只要能做到净心、自悟(即排除杂念),就可以顿悟成佛”。哪怕是罪大恶极的人,只要能有所觉悟,“放下屠刀”,也可“立地成佛”。禅宗所倡导的这种简便易行的修炼方法,很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俗,所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唐末五代时期,几乎取代了佛教的各宗,垄断了佛坛。
道教在唐代也有发展。它与佛教也经常有斗争。唐太宗自称为老子的后裔,以神教来提高皇权,遂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则天则反其道而行之。唐宪宗嗜佛成癖:唐武宗则听信道士的话,下令灭佛,成为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之一。可是,继位的唐宣宗,又把佛教扶植起来。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宗教滋生的条件,所以虽有斗争但他们均很难把对方搞垮。不过,相比之下,佛教的地位尚居于优势。
佛学的流行,威胁了传统的儒学地位,大量的寺院田庄和数以10万计的僧尼的存在,也影响到政府的租赋收入,这就引起了一些坚持儒学传统的官僚士大夫的激烈反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唐初有傅奕,中唐以后更出现了一个反佛的主将韩愈傅奕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是“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因此他主张,除灭佛教,令僧尼还俗,生儿育女,以便益国足兵。可见,傅奕反佛,是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封建国家的利益出发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大体与傅奕相同,但也有其特点:一是他主张佛、道一起反;二是他以儒家的经典中所宣扬的纲常礼教和天命论作基础,吸收了汉儒的神学目的论和佛学中的一些思想资料,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理论。这套理论,不仅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同时也是他用来反佛的思想武器，韩愈反佛的思想主张,集中地反映在他写的<原道>和谏迎佛骨表》中。在<原道》篇中,他从维护儒家的正统三武地位出发,对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佛门教徒又背弃纲常礼教,使“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酿成国家和社会的大乱,甚或有化中国为夷狄的危险。因此,他同傅奕一样,极力主张对佛教实行取缔政策,即应“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在<原道》中,韩愈还编造了个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说,以与佛教的“法统”说相对抗。
元和十四年(8)在朝延内,发生了一个迎佛骨的事件。当时,以唐宪宗为首的唐朝统治者宠信佛教,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为迎佛骨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这时,韩愈向宪宗上了<谏迎佛骨表》。在表文中,他更加大胆地提出了应把佛骨“投诸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人之惑”的建议。为此,触怒了宪宗皇帝,使他险些被杀。后来虽遭贬斥,意志仍未消沉。可见韩愈反对佛教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过,由于韩愈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观点来反佛的,所以,尽管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却不可能给佛学理论以根本性的打击。在唐代,真正能对包括佛学在内的各种唯心主义学说以深刻批判的,是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