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时候，看到《红色娘子军》，其中一幕，让我周身一炸，三十年后再看，还有这效果。
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逃出南霸天牢狱，获得了自由，追着娘子军的队伍，打算加入她们，女连长问她：“无产阶级吗？”吴琼花不明觉厉，旁边的女战士提醒她：“有地没有？”女伴替她答：“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十岁就卖给人家了！”连长首肯：“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啦！”她们又问她，为什么要参加娘子军，吴琼花一把拉开衣领，露出里面的累累鞭痕，大声说：“造反，报仇！杀那些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七八岁的孩子，独自面对世界，正在强大的不安之中冲撞，哪里受得了这种强大的安全感归属感宣言？周身一炸，是因为知道她有着落了。三十年后还有同样的感受，是因为知道了有着落之后的下落。
替她的着落担心，是因为她有种浓烈的美。编剧梁信写出来的吴琼花，有个突出的特征，她有着“火辣辣的大眼睛”，浓眉大眼的祝希娟因此入选。但那种美不只来自演员本身，更多是角色赋予的，吴琼花一出现，就怀着浓烈的仇恨和希望，她披荆斩棘、怒目圆睁、见佛杀佛，这强大的气场，让她的缺陷也浓烈起来，她的莽撞、她与“知识”的绝缘，都被这浓烈掩盖，酿成一种原始的、辣辣的美。何况，她还有整个热带的景象作为背景：蝉声、水声、氤氲的雾气、大朵的圆硕的花、有斑纹的兽与虫，红紫的果，还有灼人的日光。
五十年代后的红色文艺，常常有这种浓烈，浓烈到CAMP，浓烈到CULT。后来看到芭蕾舞版 《红色娘子军》的剧照，有一张是吴清华（芭蕾舞版吴琼花的名字）在南霸天牢狱里的情景，她浓眉怒目，挺身而立，双手举过头顶，被冰冷黑亮的铁链捆着，紧身的红衣，很有布局地被撕裂了，又画上几道黑印算作鞭痕，那张照片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三岛由纪夫看到画作里受难的塞巴斯蒂安。还有连长斥责她时说的话：“你再也不是一个野姑娘了！”天啊，这称呼！红色文艺里那种“意识形态的性感”，虽然经过各种改装，被赋予各种意义，反而更加浓烈。成为后世过度阐释的对象，简直一点也不意外。
短发浓眉女子，从此成了我的固恋形象，她们是荒野里的母亲和姐妹，等待归属，等待被收拢，在仇恨完成后被文明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必然会以受难的姿态出现。《舞台姐妹》里，谢芳扮演的竺春花，被捆在小镇的台子上示众，脸上有污痕，大黑辫子已经毛了，有人走上前去，用一只大碗，给她喂一点水。整个画面，或许是因为胶片久置的缘故，颗粒度很粗，呈现出一种黄绿的色调，那形象，成了我许多小说的源头。八十年代后，这种形象渐渐少了，所以我如获至宝般地记住了一个名叫迟蓬的女演员，她眉眼浓郁，她的成名作，仅仅是片名，就让我想多了：《野妈妈》。
短发浓眉女子，不仅仅是我的固恋，也是1949年后整个时代的固恋。作家娄军曾说，共和国成立后，“城市的功能受到抑制……作为革命象征的土地和农民被突出出来”，女性形象开始改变，她们的面容，是“革命历史的描述与未来梦想的演说……她们的美丽是全部面向公共空间的”。
她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叙事框架里担任角色：觉醒之后，又让别人觉醒，既被调教也调教别人，总之，她们总是比男人先进步。但你总是替觉醒了的她担心，因为整个时代未必容得下觉醒升级后的她们，组织就在此时出现，负责接盘，让她们有地方投奔，让她们进入新时代。 短发浓眉的女子们，和她们的觉醒，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代入可能。
尽管那或许是错觉。1961年评选“22大明星”，上官云珠和谢芳，都是在极为险峻的情况下入选，两个银幕上的短发浓眉女子（上官云珠曾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长符若华），现实中的真身，依然要对男性和整个时代有所托赖。
但我也总是会被那个场景蛊惑：她们在牢房或者示众的台子上，怒目圆睁，狠狠地向着劝说的人吐出一口口水，那是野性未驯时代的性感，是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的诗意。
电影的音响效应，为人物的形象刻画创造出特定的氛围，讲故事的主题意义在随声响的共鸣中，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
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时，伴随着火光冲天的画面，回荡在耳边中是的悲壮的进行曲，烘托出洪常青大义凛然、坚定的神情、誓死如归的斗志。这种烘托，有仅反映人物壮举崇高，而且渲染了悲壮环境气氛，使观众置于身临其境的境界里，心理上引起强烈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