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先后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诸省,行程5000余里,广大师生在教学学习之余,还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文军长征”。
淞沪抗战爆发后,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
11月下旬,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
12月24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学生、教职工和眷属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辗转到达金华。12月26日,金华遭日机轰炸,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运输已停。几经周折,浙大师生抵达江西玉山。
为及时将师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桢校长四处奔波托人求情,最后总算联系到十余节车皮,才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吉安。
浙大此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正放寒假,为了不荒废学业,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完成本学期的学业。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和吉安乡村师范相继开学,浙大师生即由水、陆两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上田村。
后来由于江西省的政府机关,要从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带办公,需占用浙大的房屋和场地,浙大决定继续西迁。
竺可桢又开始西行,寻觅下一站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因无暇家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受战事影响,自1938年起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根据教育部“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浙大做好迁黔的准备。
但竺可桢经过实地勘察发现,自泰和至贵州只能靠汽车运输,数千名师生和几千箱图书仪器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这样很可能会耽误学校上课,因此竺可桢决定就近先迁广西宜山,届时再视形势决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师生开始西行入桂,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正式开学。
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
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跑到江边躲避。在这种情况下,宜山已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或云南。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陈世贤、宋麟生,两人都力劝竺可桢迁往湄潭(遵义境内)。
竺可桢听后便来湄潭考察,经考察后认为,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甚为满意。12月,吴鼎昌以省主席的名义致电湄潭县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协助浙大迁校贵州。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潭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
贵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
意犹未尽的李约瑟回国后,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 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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