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先后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诸省，行程5000余里，广大师生在教学学习之余，还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文军长征”。
淞沪抗战爆发后，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
11月下旬，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
12月24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学生、教职工和眷属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辗转到达金华。12月26日，金华遭日机轰炸，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运输已停。几经周折，浙大师生抵达江西玉山。
为及时将师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桢校长四处奔波托人求情，最后总算联系到十余节车皮，才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吉安。
浙大此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正放寒假，为了不荒废学业，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完成本学期的学业。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和吉安乡村师范相继开学，浙大师生即由水、陆两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上田村。
后来由于江西省的政府机关，要从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带办公，需占用浙大的房屋和场地，浙大决定继续西迁。
竺可桢又开始西行，寻觅下一站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因无暇家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受战事影响，自1938年起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根据教育部“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浙大做好迁黔的准备。
但竺可桢经过实地勘察发现，自泰和至贵州只能靠汽车运输，数千名师生和几千箱图书仪器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这样很可能会耽误学校上课，因此竺可桢决定就近先迁广西宜山，届时再视形势决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师生开始西行入桂，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正式开学。
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
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跑到江边躲避。在这种情况下，宜山已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或云南。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陈世贤、宋麟生，两人都力劝竺可桢迁往湄潭（遵义境内）。
竺可桢听后便来湄潭考察，经考察后认为，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甚为满意。12月，吴鼎昌以省主席的名义致电湄潭县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协助浙大迁校贵州。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潭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
贵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
意犹未尽的李约瑟回国后，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 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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