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邀请27岁英国诗人朱利安来武大教授英文。妻子凌叔华却与朱利安发生了婚外情。为了留住帅哥，凌叔华揣着老鼠药、蒙古刀，闹着要吊死在朱利安的房里。
凌叔华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无论是写文还是作画都有着很高的造诣，卓尔的成绩。
凌叔华出生书香门第，虽是父亲的三姨太所生，但殷实的家境和书卷氛围让她受到良好的教育。22岁时，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
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被安排住在有文人家庭担当的凌家，接待负责人就是陈西滢，他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兼英文系主任。
接待宴会上，凌家女儿凌叔华的自如谈吐和优雅气质吸引了陈西滢，让他有了想要亲近这个女孩的念头。两人成了好朋友，开始书信往来，但陈西滢只是与才女谈论文学和艺术，发乎情止乎礼。
在这次招待上，给泰戈尔做翻译的诗界男神徐志摩也对凌叔华动了心。徐志摩本来是追求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的，但清高的林徽因段然拒绝了他，使他退而求其次，把示爱的目标转向了凌叔华。
会撩妹的徐志摩让凌叔华小鹿乱撞。徐志摩是文艺女青年的偶像，凌叔华自然芳心暗许。看到徐志摩移情凌叔华的泰戈尔，觉得这个俊秀有才华的女孩，比林徽因有过之无不及，更适合徐志摩。
只是害羞保守的凌叔华，虽情愫暗流汹涌，却始终表现的矜持，这让急于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徐志摩有些扫兴。他在和凌叔华书信往来的同时，又勾搭上了有夫之妇陆小曼。
蒙在鼓里的凌叔华，直到听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期将近，才知道自己爱的太天真，不过是个备胎而已。
就在这时，与凌叔华一直保持联系的陈西滢走进了她的心扉。陈西滢是《现代快报》主笔，凌叔华经常投小说在期刊上发表，渐渐的，两人由朋友发展成情侣。
1926年7月，陈西滢与凌叔华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凌家陪送的嫁妆足有二十八间屋子。不久，夫妻二人一同去往日本，一边学习一边度蜜月。
当最初的甜蜜随时间消散后，凌叔华和陈西滢因各自性格的差异有了摩擦。陈西滢外表儒雅，实则毒舌，常使凌叔华在朋友面前尴尬。
而不想在家相夫教子的凌叔华，开始后悔结婚。尤其婚后第二年，她离开北京的朋友圈，随陈西滢前往武汉大学任职后，倍感落寞。
直男的陈西滢并不理解，他给胡适写信说：“她时时闷得想要哭，我也没法子劝慰。”尽管两人有了不和谐因素，但陈西滢的温和，让凌叔华也就安于现状。
两人结婚第八年，英国小鲜肉朱利安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婚姻的平静。此时，陈西滢39岁，凌叔华35岁，而朱利安才27岁。
朱利安·贝尔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画家凡妮莎是他的母亲，自己又是个大帅哥，身边从不缺少女人。可遇见大8岁的凌叔华后，朱利安竟成她的迷弟。
他对母亲说：“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在我爱上的所有人里，她无疑是最严肃、最重要，也是最成熟、最复杂和最较真儿的人。”
朱利安的年轻热情让凌叔华压抑心底的激情躁动起来，她化妆、烫头、爱打扮了。两人一个风流，一个寂寞，相识仅一个多月，就火星撞地球般的火花四溅。
凌叔华告诉朱利安，过去她不懂爱，也不敢相信爱，现在正努力寻找爱情和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她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与陈西滢结婚，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凌叔华陪伴朱利安去了北平，带他结识北平的文化精英，给他讲解北平的名胜古迹。朱利安被凌叔华的博学折服，他写道：“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地爱着你，无比动人。”
凌叔华与朱利安的绯闻，很快传遍了武大，传到陈西滢的耳朵里。他没有愤怒，给了妻子三个选择：第一， 协议离婚；第二，两人分居，她可以追寻爱情；第三，和朱利安断绝关系，破镜重圆。
还没等凌叔华做出选项，朱利安又与别的女人有染，凌叔华的恋爱脑失去了理智，她跑到朱利安住处以死相逼。
看到如此疯癫的女友，朱利安叹道：“那一刻，她变得有些像旧式家庭中那些非理性的、乖戾绝望的后院女人。”
一番折腾后，凌叔华选择回归家庭。她和朱利安都向陈西滢保证，此生不再和对方相见。陈西滢选择原谅。
然而，朱利安离开武大，准备回国时，凌叔华还是忍不住跑到广州送别，而后又跑到香港和朱利安见面。气得陈西滢写信斥责朱利安：“你不是个君子。”
两年后，朱利安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在马德里守卫战中阵亡，年仅29岁。凌叔华无法忘怀朱利安，常给他的母亲写信来缅怀。而她和陈西滢的生活完全是貌合神离。
他们的女儿陈小滢曾问过父亲陈西滢：“为什么还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陈西滢说：“她是才女，有她的才华。”说完，便默默走开。
据陈小滢说，母亲弥留之际，一遍遍念叨的人不是陈西滢和朱利安，而是徐志摩。可见徐志摩才是她魂牵梦萦的那一个，而与朱利安的恋情，也许是想弥补曾经的缺失。
虽说爱情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但爱情并非是人生的全部。你的理解是怎样呢？读后，敬请点赞评论转发。
翻阅民国名媛才女的名册，凌淑华不属于大书特书之列，但却也是不容小觑的一位。
她的人生可以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富家名媛身份的光环，知名才女的风光，婚姻生活的纠结，其中光鲜亮丽的身份伴随着痛苦，才气带来的风光也交织着深深的寂寞，对婚姻既向往又纠结的矛盾心态。
1900年，凌淑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家境殷实，她虽生在大宅院，但因母亲是父亲的三姨太，所以，她与母亲在这个家中的地位不高，从小没少受欺负。
她在七岁时跟随画家王竹林学习国画，向名师学习古诗和英文。她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在父亲的十几个儿女当中脱颖而出，因此，备受父亲喜爱。
凌淑华出身于封建家庭，她内心厌恶甚至鄙视妻妾子女们的纷争，但在行动上却又不自觉地实施着争抢行为，有时，还因得宠而暗自窃喜。
19，凌淑华考上燕京大学。在这里，她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女性。
19，凌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书画聚会，汇集了中外画界大师，嘉宾有齐白石、陈半丁等国画大家，此次聚会，名动京城，这场艺术交流会，时人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就连泰戈尔和徐志摩这样的知名诗人也光顾了这所“大书房”，并且在他们的点拨下，凌淑华开始踏上文学道路。
不久，她的文学才华在文坛上得以发挥。先后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凌淑华在文学界和画界双双获得成就，故此，夺下“当世才女”的名号。
凌淑华是新旧思想更替下，开始有觉醒意识的第一批女性，她的觉醒也是处于半觉醒状态中，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很深，她想摆脱，却又无力完全摆脱掉。
凌淑华于1924年在她的“大书房”茶话会中与陈西滢相识，并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而走到一起。
1926年，凌淑华与陈西滢缔结姻缘。婚后，她本想继续住在自己的大宅院，可是，按照陈西滢的家乡习俗，男人结婚后，要带着女人和家人一起生活。于是，凌淑华很不情愿地跟着陈西滢回到陈家，与他们一大家子的人生活在一起。
来到陈家，按照他家的规矩，婆婆坐着的时候，儿媳妇要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给婆婆端茶递水等事宜。为此，凌淑华气愤地对陈西滢说道：“这和相夫教子的传统女人有什么区别，我不愿意做这些事。
在凌淑华看来，那些行为都是封建残余思想是糟粕，不久之后，陈西滢调往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凌淑华也一同前往。武汉的房子很小，院子空间也不大，与她婚前的环境相差悬殊，凌淑华很难适应。
生活上的不如意，加之事业上的无为，使她对周围环境越来越挑剔，再者，陈西滢刻板的性格，使两人的争执越来越频繁，这种无休止的争吵也在一点点地磨损他们之间的感情。
凌淑华郁郁不得志，她认为自己满腹诗书无处施展，久而久之，陈西滢和女儿就成了她抱怨的对象。不仅如此，她自己的画室从不让丈夫和女儿进去。在亲人面前，她也将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不愿真诚沟通。
她对女儿说的最多的话是：“将来不要结婚，就是结婚，也不要给男人洗袜子和内裤，即便是犯错，也不要向男人道歉。
凌淑华在自我矛盾中，不断地消耗着她与陈西滢的感情，她在不停地折磨着彼此的情况下，竟触及了道德底线。
1935年，武汉大学来了一位年轻的外教朱利安。作为院长夫人的凌淑华通晓英文，便和朱利安的接触颇多，朱利安对有着中国女作家头衔的凌淑华也相当欣赏。
朱利安对凌淑华的好感和认同，使她有了莫大的心理安慰，不久，凌淑华由于精神和情感上的空虚，出轨了这个外国小男人。
不过，她出轨的事情很快败露。尽管凌淑华的内心感到愧对陈西滢，但她仍秉承着“坚决不向男人认错”的原则。
等到铺天盖地的议论越闹越大，一下将凌淑华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时，凌淑华才开始慌张。最终，陈西滢不忍她声名尽毁，于是，给出三条意见，让她自己选择：
1、我们离婚，你追求谁，与我无关
2、我们分居，以后不来往
3、和朱利安彻底了断，我不计前嫌
陈西滢给出的这三条路，没有一条是在难为凌淑华，可以说给了她充分自由的选择权，尤其是最后一条，没有哪个男人，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这样的肚量。
但即使给出这么宽松的条件，到了凌淑华这里，她又纠结起来。一方面讨厌家庭的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又害怕世俗的眼光和议论，有胆量出轨，没胆量离婚。最后，凌淑华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归家庭。
1938年，陈西滢的父亲去世。他将母亲和姐姐接到武汉与他们同住。凌淑华与婆婆及大姑姐的矛盾一直没有缓和。
1939年，凌淑华的母亲去世，她带着女儿回去奔丧，之后，便一去不复返。此后，凌淑华与陈西滢便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分居生活，婚姻已名存实亡。
1970年，陈西滢去世。凌淑华将婚姻视作负担，把怨气发泄到陈西滢身上，她内心痛苦，但陈西滢又何尝不是！
1989年，凌淑华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宅院，弥留之时，口中呢喃着：回到北京，幸运啊！这里有幸福快乐，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凌淑华挣扎了大半生，也没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她的一生充斥着幸与不幸。
浅谈新诗的语言腐败
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著名青年诗歌评论家荣光启谈新诗的大作《 从语言的运作方式看诗歌》，颇有异议，许多观点不敢苟同。
文章开篇直截了当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歌就是不好好说话。……有些话我们不好说。……文学就担当着这个功能，用不好好说话的方式来把那些不好说的话说出来”，并举例说明“对于现代诗，对于诗歌来讲，到底什么是形式？下面这首诗，是台湾的诗人商禽《逃亡的天空》，这样的形式我们一看就应该知道它是诗。这首诗挺有意思的：
死者的脸是无人一见的沼泽/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未降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升起来的泪是被拨弄的琴弦/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焚化了的心是沼泽的荒原”
并坦率地说：“这诗到底是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对，它有古典诗歌中的那种“顶针”，第一句的最后一个词是第二句的开头，当然这是一首现代诗，这里面的感觉我想你们也是能够体会得到的。这是新诗当中最优秀的一个诗人，台湾的商禽。”
天哪，这就奇了，既然你不知道“这诗到底是是什么意思”，又怎样评析其好坏呢？就单凭着它的“顶针”，还是你没有读懂的内容。这些内容无非是几个连缀在一起的比喻，如痴人说梦一般，究竟本体的实质是什么，谁又能说得清楚？无非以讹传讹，或者说文字游戏而已。按荣教授的话来说，这当然是些“不好说”的话，就这么“用不好好说话的方式说出来”了。请问，你说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连自己都搞不明白的话，再说给别人，要么是故意忽悠，要么是脑子进水，如若欣赏备至，推波助澜，便是语言的腐败！
至于说到新诗的语言腐败，是指新诗创作中故弄玄虚的晦涩，错乱，怪诞，随意割裂搭配的语言现象，以及文艺品评中不切实际的作秀，炒作，故意煽情拔高的无聊之举。以致导致新诗语言质量的变异，汉语表达的混乱，欣赏理念的模糊，甚而形成“不好好说话就是新诗”的错误定论。绝不仅是称谓之类的只言片语，也不是单指词汇的乱用与歧义，而关系到新诗的存在形式和创作鉴赏基本理念，并制约着新诗作品的质量与风格。 当下的新诗创作，已远远超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基本路线，虽然不少诗者还在两条路线上苦苦摸索，但目不暇接的空虚，迷惘，晦涩，古怪之词已充塞诗坛，并被堂而皇之的被名为“前卫”“先锋”“朦胧”“怪异”等流派备受推崇。可爱的评论家们便张口一个“意蕴”，闭口一个“张力”，左一个“震撼”，右一个“律动”的忽悠起来。他们把自己都读不明白的诗歌说成“含蓄深邃”，把矛盾重重，晦涩拗口，模棱两可或者词不达意，胡乱组合断读，牵强的变换词性说成“余味无穷”，视为创新与开拓。甚至一些污言秽语，歪言邪说被他们炒作成敢于反潮流的名篇经典。 “诗歌的说话方式，用理论语言来讲，跟它的句法非常有关系。什么样的句法呢，一种断裂的句法，名词和名词，各个实词之间的中间的那些虚词，那些连接性的词在诗歌当中通常消失了”。其实他的解释是诗歌中留白与跳跃的问题，而不是诗歌语言的表意懂与不懂的问题。 中国的诗歌历来讲求的是诗情画意，情，当然有或喜悦，或哀伤，或恬静，或寂寥，或张扬，或压抑，或风风火火，或苍苍凉凉，甚或有愤青和激越，单就文字表达而言，仍应避讳那些粗野低俗淫秽晦涩的文字入诗，也要尽量的通俗一些，为广大的读者能领会接受，通过联想想象的再创造，有所感悟，有所启发，有所共鸣，有所品味。试想，你辛辛苦苦精心打造的一首诗歌，只有自己明白，甚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岂不是孤芳自赏，徒然无益，害人性命吗？那种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刁钻古怪的行文措辞更是杀伤诗歌文学的忽悠和腐败！ 最能忽悠的当然还数那些半瓶子醋的诗评家们，动不动就随便拿“张力”“意蕴”说事。在他们看来，越是用词艰深，生僻古怪，晦涩拗口，搭配混乱，语法错愕越有张力；越是行文错乱，意象叠迫，随心所欲，突兀莽撞越意蕴深邃；越是读不懂的诗文越耐人品味。于是乎就赞其为“张力充足”“意蕴丰富”。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诗歌的张力和意蕴是针对诗歌的意境而言的，诗歌的意境一方面存在于诗的内涵，另一方面表现在读者的情景再创造，并且后者至关重要，虽然这种再创造因人而异。如果一首诗大家读后都觉得云山雾罩，不明所以，还谈何“张力”与“意蕴”，甚至像猜谜语似的一再估摸不透，更莫说共鸣了，只是一头雾水。这样的诗歌，你偏偏冠之为“张力充足”“意蕴丰富”，不是忽悠又是什么？ 新诗的语言可以直白明快，也可以隐晦含蓄；可以直抒胸臆，也可以委婉曲折；可以一针见血，也可以含沙射影。但整首诗歌所表达的意念情感和创设的意境氛围，应该是为读者所能感悟和大致把握的。这是任何语言交流的必然，新诗亦不例外。有人说“不好好说话表达不好说的话就是诗”，其实不然。更好地说出心里话才是诗。说人话不一定就是诗，但不说人话肯定不是诗。
这个武汉大学文学院荣教授居然表示贾浅浅加入作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程序也是符合的，她的作品也是够格的，没有问题。
甚至表示“普通大众对于诗词还停留在唐诗宋词那个阶段”。
好嘛，中华文化瑰宝的唐诗宋词在教授眼里是有低端？以至于用上了“停留”这个词。
讲道理，这位教授能写出比肩王勃、杜甫、李白这些人的诗？
如果作者自己号称写的是近体诗，那就要用诗律来要求他的作品。但也不能把近体诗的艺术成就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从1976开始做语文教师。1979年上大学中文系，迄今从事语文工作快半个世纪了。念大学的时候，是有专门学习诗词格律的课程的，我很用心学习，也学着写过一些，但终究是写得不好的，并且从不敢把自己写的古诗称为近体诗，最多只敢称为古诗或古风。
我中学时代的业师，本科是文革前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的。1979年，业师又考回吉林大学中文系公木先生门下念先秦文学研究生，退休前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著名文学家。他1970年代做中学老师时就喜欢写近体诗，而且写得很规范。业师的近体诗有些我很喜欢。比如我的《语文味教学法》一书出版，业师收到书后赠诗表扬道：
《语文味教学的开山 : 程少堂》
一别邾城四十年，
翻飞辗转水云间。
果然磨出莫邪剑，
断发吹毛映杏坛。
/10/18
这首绝句我很喜欢。其中“翻飞辗转水云间”一句的意境，我喜欢得不得了。
下面是我退休前，业师赠送给我的一首绝句：
《闻少堂将致仕》
回首平生未过场，
尽将心血铸华章！
杏坛欲晓语文味，
莫忘鹏城觅少堂。
如果说律诗的理论我还算多少懂一点，那么从写作实践说，我自然是律诗的外行。因为外行，所以我写的诗从不敢自称为律诗。下面是我自己在退休头一晚写的纪念诗：
《退休吟》
从来绝调难为成，
偏有妙曲谱人生。
门前滚滚红尘闹，
心中翛翛神灯明。
唯有激情多奇志，
敢做语文一陈胜。
长啸一声归去也，
功过自有后人评。
写这首诗时，我主观上也是力所能及地顾及到诗律的。但由于这方面水平毕竟有限，这首诗要是从诗律角度看，有很多问题。实际上我写的也不是律诗。而且就我的个性而言，我也不愿意用束缚性太强的律诗形式来抒情，觉得古风更适合我的个性特点。
从抒情角度看，我的习作，未必比业师的那两首差。事实上，喜欢我这首诗的语文老师不少。
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陶渊明的诗，还有李白的很多古风，都是一流作品，但都不是近体诗。因此古诗的艺术性不等于合律性。不必把诗律的重要性夸张到太高的高度。
诗，还是要以抒情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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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火”了：学姐霸气占座蛮不讲理，学妹无奈回应句句诛心
近日，武大黄包学姐占座事件“火”了，文学系学妹的回应更是火爆全网，这位武大文学院“满绩”学妹写的这篇文章看得我太爽了！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洋洋洒洒写一篇讽刺文学，通篇没有一个脏字，字字柔风带刃，嘲讽拉满，不愧是中文系的！！！
这位文院gpa4.0学妹都写了些啥？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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