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之前对于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爱国等概念有一些模糊粗浅的认识，但没法给出一个概括性的标签式的回答。
这几天翻看了今年《读书》杂志第2期的一篇文章《世界主义何以可能？》，文章作者南星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这篇文章立论公允，叙述客观中立，按照文章中的阐述，作者可能持有防御性爱国主义＋有所偏倚的世界主义的立场。
政治哲学并非是南星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但他写的这篇文章却显示出真正读书做研究的学者的风采，人啊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要相信知识的价值，而不是一味反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不一样的，一篇学者短文胜过头条上乌合之众的千言万语。
19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在一百年前就曾这么说过，这些在五千年代表着中国更古至今文明的纸质文献悠悠历史长河中其命运可谓颠沛流离。
据不完整的统计国内现存汉文古籍300万部，更多的是因战争，因慌乱等原因散落于海外的古籍则是超过40万部。
然而时光是不能流转的，纸质古籍损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目前我们对于古籍原生性保护有很大的改善，但“纸”的脆弱却仍旧是无法攻克的难关，纸质古籍损毁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人们没有过多的机会接触到古籍文本，不过现在古籍在逐渐向数字时代化的方向发展，未来人们不再难接触到古籍文本。
从前人们与古籍的距离很是遥远，现在正在着手让古籍文本向数字化方向转型，从而让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让未来的古籍将不再是难于接触的书籍。
比如现如今国外就有已经研究出了数字化转型，将中华古籍完成扫描，因技术只是图片扫描未实现文本化，只能服务于少数研究者的由哈佛燕京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并公开的古籍数字化平台。
当今不止是国外有把古籍文本向数字化方向转变，从而让古籍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的想法并已付出实践。国内也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也在紧跟着时代潮流数字化方向转型。
近年来，一些科技公司与专业机构和科研院校合作，利用技术优势与专业知识不断进行有效打通与融合的研究，因此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如通过OCR文字识别、AI句读和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古籍数字化有了更多可能。
比如让一批珍藏于加州的中文古籍善本，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的“汉典重光”古籍平台，再比如浙江大学的“古籍智慧平台”，还有收费较高的“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无法正常访问的“中国哲学书”等国内古籍智能平台。
这些古籍智能平台有各自的优势，也有着网速慢、智能化程度低等无各自的劣势，这是短板。
不过也有个好消息，10月11日，识典古籍测试版已上线，由字节跳动与北京大学双方联合成立的实验室协作研发推出名叫“识典古籍”的古籍数字化平台。
目前，已整理上传390本四部丛刊的古籍经典，剩下覆盖儒家、道家和佛学的核心典籍目录等的1000种古籍预计未来三年内会完成智能化整理工作，并对用户免费开放。
项目负责人介绍，关于识别古籍的运用技术当今其实有三。文字识别技术呢就是将影印版古籍文字进行单个的切分后进行文字识别与顺序识别。
那自动标点技术也不难理解就是，让标点符号通过序列的方式进行自动标注。而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则是将文本中所含的信息，如人名、地名、书籍、时间、官职等信息通过序列标注方式进行识别。
OCR识别以目前行业科技水平通常准确率平均为93%至94%，而“识典古籍”却打破了这一行业记录，做到了高达96%至97%的准确率。
而“识典古籍”能够有这么高的准确率是因为这些先进的技术这远远离不开背后技术人员的支持，身为北京大学从事多年数字人文研究，凭借自身本事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军就发表过。
关于北京大学在这一次开发古籍数字化方向名为“识典古籍”的古籍平台之中合作联合各大高校学者和文献专家，并利用自有学术平台，连接更多专业研究者和学生群体负责人工审核与校对，从而弥补人工智能有识别错误率的短板。
负责人还为我们介绍，将古籍数字化究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其中耗费的人力，物力，时间更是令我们难以想象。
首先第一步对3%和4%错误率进行人工修改，分出段落和标题，然后再赋予不同的格式。其次是对用户访问数据进行统计以及资源管理的功能，为的就是让用户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每本书的基础信息和具体内容还有当前所处的整理状态。
最后一步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将经典书目、常读书目、基础书目等古籍划分等级，而其中最为严格的更是对正确率、标点和注释的经典书目，如《论语》这种经典书目。
古籍它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以来的瑰宝，而它的传播更是需要大众参与。古籍数字化是为了不让我们的时间岁月丢失。
在不久的将来，等到能高效地实现全自动化整理校队后，能将现存量的古籍数字化后，识典古籍将会向全社会开放古籍阅读检索研究能力。
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华为是一群从绿屏走出来的‘八路’”，缺乏更大的格局和战略思维，看不到更远。想要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需要开阔视野，学习新的管理方法。当年，华为邀请了华为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来公司做哲学培训。主要内容有《现代西方哲学的和谐共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模式》、《无用论》、《不谈玄机》、《回到轴心时代》、《指导战争规律与大战略》等。
当时，任正非亲自参加了培训班，并要求华为公司主任以上的所有干部都参加培训。这种情况让人感到有些困惑。毕竟哲学似乎和管理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哲学思想直接运用到管理中。因此，连讲课的教授都对任正非的做法感到惊讶。面对各种质疑，任正非解释说，参加哲学培训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从而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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