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洛邑成周城位于今天洛阳的什么地方呢？#发现考古# #洛阳头条#
众所周知，历代文献中关于周代在洛阳营建都邑有两次大的都市建设高潮，一次是西周开国之初，另一次则在东周时期。
关于西周初年对洛邑的营筑，《尚书》等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均有记述，尤以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郑玄《诗•王城谱》等文献讲述的更具体。从记载看，当时周公姬旦在洛邑营建了两座城，即王城和成周。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今洛阳涧河以东，老城以西为周初王城遗址，瀍河以东12公里为周初成周城遗址。两城址被东周延用扩大。
那么这两处周代的遗址是否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召公姬奭筹划，周公姬旦营建的西周东方之都洛邑成周城呢？
首先论证下位于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的这座周代王城遗址。此城址是1954年考古发现的，北城墙地下保存完好，其余三面有残迹遗存。经勘探得知城郭周长近15公里，在王城公园至瞿家屯一带，发现大量的东周时代的板瓦、半瓦当、陶水管等建筑材料，考证为东周时期的王宫遗址所在地，其后又在周王城遗址内发掘两处东周时期的窑址和战国粮仓遗址。
此王城遗址内考古发掘的墓葬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城东侧王陵区的发掘，让考古学家认定此周王城应为东周平王至东周敬王时期的东周王城，并非西周营建的洛邑城，因城址下面及邻近未发现西周城墙和西周高等级墓葬。
我们再来论证下比东周王城更复杂的周成周城。根据古文献记载在周王城之东十余公里的翟泉一带(汉魏故城遗址处)有成周城，并且在民国时期金村发现八座周王之陵墓。考古工作者在1984年试掘汉魏洛阳故城城垣遗址时，不但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城墙遗址，而且还发掘出西周时期较大的城址。
在汉魏故城城区北部的金村发现的八座周王大墓在早期已认定为东周王冢，60年代考古勘探也证实这里曾有许多东周时期的大型墓葬，由此断定此周城遗址无疑是东周敬王至赧王时期的东周成周城。但被东周增扩的西周城址，尚无证明它即是西周初年周公所筑，因在今汉魏故城城区一带并未发现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和"殷顽民"墓葬。
西周洛邑城到底位于河洛大地哪里呢？
在今洛阳老城东北邙山南麓的马坡、北窑一带，清末民国时期曾发现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有些带铭文的青铜重器对确定西周成周城在洛阳具有重要考证价值。
①土上盉：1929年马坡出土，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记载的铭文对于考证宗周与成周两京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②令方彝：1929年马坡出土，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器中铭文记载了周公之子明保受周成王之命管辖成周，并在王城内的京宫、康宫召集周与被征服的"殷顽民"贵族和四方诸侯举行祭典的事迹。
③沈子簋：1931年马坡或北窑出土，仅存盖，现收藏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历史博物馆。其铭文记载周昭王时的周公之子，在洛邑成周以贵族的身份从事贸易，蓄积之后，前往周公祖庙告于祖先。
④叔牝铜方彝：1924年出于马坡的小李村，为周文王之子成叔武"赐贝"于文王之妃太姒所作之器，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
⑤保卣、保尊：1948年马坡或北窑出土，现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两件器物记载了召公太保受王命伐殷东五侯，平判后周王厚赏于他，保在成周作祭祀器，赴四方盟会，祀周天子。
从1961年开始，文物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庞家沟一带考古发掘西周墓葬 348 座、马坑7座，其中2座为"中"字形大墓，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中有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王妊簋、丰伯剑、师蒦卣盖、叔造尊、虢公戈、毛伯戈等，作器者为居住在成周城的西周贵族大臣。
这些墓葬虽然在旧时被严重盗掘，但从出土的青铜器物铭文，可考证这些官高爵显的贵族身份。丰伯，文王第十七子。毛伯，文王子毛叔郑或其子。康伯，武王同母弟卫康叔之子为康伯髡，即伯懋父，他曾率殷八师征东夷。太保冓，召公奭之子。师蒦，成王时的高等级贵族，统帅周八师的将领。叔造，召公奭之孙。王妊，昭王后妃。王姒，文王妃太姒。
从1952年开始至2000年后，文物工作者就在今瀍河两岸西至史家沟、东至塔湾、北至北窑、南至洛河北岸的范围内，发现百余座西周早、中期贵族墓地及车马坑、铸铜作坊和大型建筑基址、周天子祭祀遗址等，塔湾附近发现几十座"殷顽民"贵族墓地。
特别是机务段洛邑北窑铸铜遗址、林校洛邑祭祀遗址、北窑庞家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瀍河东岸殷人墓地和陶瓷窑址的发现，为寻找西周洛邑成周城锁定了位置。
答案就是：西周成周城位于邙山与洛河之间的瀍河两岸，具体地点就是今洛阳瀍河区西部和老城区东侧，包括金元明清老城旧址的大部分区域。
现在西周洛邑成周城遗址除了有文物部门立的保护石碑外，并无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望洛阳城市规划部门在洛阳林校整体搬迁后，在此修建一处西周洛邑成周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下"王在成周"这段西周建都洛阳的历史。(图一、二)#博物馆故事#
1999年，内蒙古一个名叫李献功的男子，被债主追债，无路可逃之际，他突然想起来家中有一个地窖，连忙钻了进去。在地窖里他发现了一块“金牌”。
村民李献功做生意赔了钱，欠了一屁股债，躲在红薯窖里偷偷哭。突然，他摸到1块硬牌子。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金的，而且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文字符号。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儿啊，若你哪天有难，窖里有块金牌能救你。”
李献功欣喜万分，擦干眼泪出了窖。
出来后，他四处打听，为金牌寻找买家。收藏家刘振春对此很感兴趣，便联系了李献功。
刘振春出价12000元，李献功有点不乐意。于是，他跑到金店，想要熔了卖金子。
为了不被骗，李献功提前让人帮忙检测了牌子的含金量，结果是58%以上。谁知，金店老板却说金牌的含金量最多50%。看老板不老实，李献功终止了交易终止。
这时候，刘振春又找来了。这一次，他愿意加价，并且交了2000元定金，准备把金牌拿回家研究研究。
谁知，刘振春找许多朋友帮忙看，都没人认识上面的字。看着看着，他还发现金牌上有一排隐蔽的汉字，写着:“张字九十六号”。
这可把他吓坏了。因为，有这种标记的一般都是博物馆的。如果这金牌是博物馆的，是不可以交易的。
为了保险起见，刘振春为金牌做了拓片，发给了各大博物馆。
结果，博物馆都说没丢失文物，也没有这样的文物。
这下，刘振春懵了。为了搞清楚情况，他带上李献功去找专家鉴定。由于金牌上的文字不是汉字，而李献功又是内蒙人，所以这些字最有可能是蒙古族的文字。因此，他们找到了乌兰浩特市文联原副主席江川进行鉴定。
果然，江川知道这是什么字。他说:“我很确定这是八思巴文，至于写了什么，我也不认识。我能确定的是，写有八思巴文的文物级别都很高。”
一听这话，李献功和刘振春都笑了。
接着，刘振春问：“江老，连您都不知道写了啥，那谁知道啊？您认不认识相关的专家，可以引荐给我们呢？”
江川笑着回答:“这你可问对人了，内蒙古大学的包详教授是研究八思巴文的，他一定认识这些字。”
二人立刻出发，找到了包祥教授。
教授拿出了老花镜，举着金牌查看了一番。接着，他用蒙古语把内容念了出来。念完后，十分兴奋。
刘振春问:“教授，这是什么意思呀？”包祥翻译道：“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不可违抗，若有不从者，杀！”
在场的人全都听愣了。心想:这什么牌子啊？怎么写这种话呢？
包祥解释道说：“这是一块元朝的圣旨金牌，我也是第一次见。”
接着，他问:“谁能告诉我，这金牌哪来的?”
李献功缓缓地说:“这是1961年时，我父亲在洮儿河索伦大桥下捡的。”
包祥教授说：“怪不得呢！那你来问我上面写得什么是什么目的?”
李献功一边叹气，一边讲了自己的遭遇。
得知情况后，包祥来了一句:“那我出5万，你愿意卖给我不？”
刘振春当场傻眼，李献功却激动地说:“愿意，愿意。”
这是因为，他之前不论是卖给刘振春还是金店，都是一万多块。这一次，一下有人出五万，可把他开心坏了。
看教授如此爽快，李献功又加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说:“教授，您看我这些天为了这块牌子奔波了很久，路费也是自己出的，您能不能给我报销啊？”
包详笑着说:“那就多给你三千块钱！”
最终，皆大欢喜。
李献功带着钱回乡，还上了二万多的欠款，还剩了二万多。
包祥得到金牌后，爱不释手，还找考古界的朋友分享。
一众教授对金牌进行鉴定后发现牌子的配比很神奇，含58.44%的金，41.56%的银，重348克，显示了黄金的特性。
金牌为纯手工打制，不均匀。长25.7厘米，宽8.1厘米，厚约0.1厘米。
文字是5行双勾体八思巴字，上面的圈圈上有一行小字。“八思巴”文是一种类似音标的文字，不能拼出完整的发音。不同的“八思巴”文，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律，组合在一起，元朝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八思巴”文这种独特性，把它巧妙地运用在军事保密方面。
大家看了金牌后，都觉得包祥教授这是捡漏了。圣旨在文物界很吃香，明清圣旨也能值九位数。这块金银制的元代金牌更稀缺，更值钱。
可包祥却说:“我不卖，我要捐给博物馆，让大家都能看到。”
他说到做到，果然将八斯巴文圣旨金牌无偿捐献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金牌最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成为了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李献功钻进地窖寻宝物，绝处逢生献国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如果你有幸捡到了没见过的东西，不要轻易将其破坏，说不定它就是能为我们带来历史意义的文物，体现我国自古以来拥有的智慧。
盘点中国地理之城市
天门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直管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水北岸。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12°33ˊ45〞－113°26ˊ15〞北纬30°22ˊ30〞－30°52ˊ30〞之间。东邻应城市、汉川市，南连仙桃市、潜江市，西界沙洋县、钟祥市，北与京山县接壤。总面积2622平方千米。总人口116万人。全市辖3个街道、21个镇、1个乡。
天门，古为云梦泽风国地，春秋时期为郧国地，战国时期为楚竟陵邑，因大洪山余脉在此终止，即“陵之竟也”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设竟陵县，隶属南郡。五代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为避晋高祖石敬瑭名讳（敬、竟同音），改竟陵县为景陵县，属直隶防御州，州治设此。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为避康熙墓名（景陵）讳，改为天门县，隶属湖北安陆府，此为第一次定名天门，沿用至今。1987年8月3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天门县，设立天门市。1994年10月，国务院批准天门市为湖北省直管市。2002年,湖北省将天门市纳入武汉城市圈。
天门市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市境北缘与大洪山余脉的低丘相连，西、南面有汉水环绕，依山带水，呈龙拱虎卫之状。整个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低丘、岗状平原和河湖平原三种地貌。境内最高处为位于坟禁乡佛子山，海拔191.9米；最低处为多祥镇的陈洲村，海拔23.2米，大部分面积海拔在25～30米左右。汉江流经全境。府河、汉北河横贯腹地，皂市改道河、东河、西河等20多种河流纵横交错，张家湖、华严湖等多个湖泊星罗棋布。矿产资源有原盐、无水芒硝、石油、石灰、石膏、大理石、煤、硫磺等。为中国著名“棉乡”。4条国道（347国道，348国道，234国道，240国道）、9条省道、2条（许广高速公路，沪蓉高速公路）国家高速公路过境。有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沪渝蓉高速铁路、长荆铁路、江汉平原货运铁路通过。名胜古迹有石家河文化遗址、文学泉、陆羽亭、东湖和西湖公园、茶圣故里园、天门市博物馆、陆羽纪念馆、胡家花园、茶经楼博物馆、张家湖国家湿地公园、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白龙寺、天门山等。
盘点中国地理之城市
黄陂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市辖区。位于湖北省中部偏东，长江北岸。总面积2261平方千米。总人口115万。全区辖15个街道、1个乡。
地处大别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过渡带。北部为海拔200～500米的低山丘陵，西北部与孝感市交界处的双峰尖，海拔874米，为区境最高峰；中部为海拔50～100米的岗地；南部为平原湖区，地面高程多在20～35米。长江流经南部边界，滠水纵穿中部，较大湖泊有童家湖、后湖和武湖。矿产资源有铁、砼、石棉、滑石、石英等多种品种。五条国道交汇，为318国道、G316、G42沪蓉高速、G70福银高速公路、348国道等。黄陂区8条高速公路互通，京珠、汉孝、汉麻、汉英、汉十、汉施等多条高速公路环绕。名胜古迹有木兰山、鲁台山上双凤亭、滠口镇商代遗址——盘龙城、锦里沟、清凉寨、云雾山、桃花庙、大余湾等。黄陂区是著名的的“美食之乡”，楚菜发源地之一。黄陂过早文化十分浓郁。武汉八大名吃中的豆皮、热干面、豆丝、煨汤都源于黄陂。美食：油面、虾鲊、糍粑鱼、六指北湖莲籽、糯米圆子、炸藕夹、肉糕、阴米、武湖银鱼、汽水肉、八卦汤、仟吉西饼等。
黄陂历史文化悠久。据考古发现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三苗氏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区南的盘龙城，是长江流域迄今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这座商代早期城址，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而且也是南方与北方的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交汇中心。这对于武汉三镇城市的孕育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黄陂建制始于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有1435年建区（县）史。1983年由孝感地区划归武汉市，199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
黄陂是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里，也是木兰文化一个最为重要的形成源和传播源。发端于西汉文帝时期黄陂北部山区大城潭村（古称双龙镇）木兰姑娘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是以“家国情怀”为核心，以“忠孝勇烈”为基本内容的一种“道德型”民族传统文化的总和。《木兰传说》等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兰山、湖、川蜚声中外。黄陂是“二程”理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承载地。以北宋“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少年时代在黄陂滠水河畔鲁台山巅筑台望鲁、仰孔崇儒的演义为楷模，后蔓延滋长于历世以讲求礼仪道德、人伦秩序、尊师重学、创新思辩、综罗百代和圣贤人格思想等为基本内容与形式规范的新儒学文化，结合社会发展之需要，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黄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55年至，共诞生了33位黄陂籍共和国将军。北部木兰山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地，新四军第五师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
黄陂是湖北省第一台乡、第二侨乡。据不完全统计，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10余万人（包括一、二、三代）居住在美国、西欧等30个国家和港澳地区，其中1980年后出国（境）定居者已超过5000人。台胞1.8万人（含第二、三代）。区内约有台属2.3万人（含旁系），涉台婚姻49人，其中去台定居29人，有台资企业4家。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影响、学术上有造诣的人物超过千人。全美第一个华裔大学校长——加州柏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已故），两次荣获“意大利共和国加勋大骑士”的万子美，世界诗人协会两主席之一的彭邦桢，瑞典皇家歌舞剧院终生歌唱家蔡大生等社会名流40余人。
褚遂良说：中华书道王羲之第一，王羲之书法此帖第一，此帖存世拓本此本第一！
王羲之小楷《乐毅论》四十四行，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列为第一。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一说唐太宗所收右军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现存石刻本有多种，以《秘阁本》和《越州石氏本》最佳。
《乐毅论》小楷，梁模本有题款“永和四年（348）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小编注：《兰亭序》是永和九年，也就是《乐毅论》要早了五年）。据说原石曾与唐太宗同葬昭陵，或说《乐毅论》之书在武则天当政时散入太平公主家，后被人窃去，因惧来人追捕，遂于灶内焚之。王羲之《笔势论》中对王献之说：“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臧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诸友。”他用自己精心创作的《乐毅论》作为范本，又以《笔势论》作为理论，从虚与实两方面启发王献之的悟性，导引其进入书学的正轨。从现存的本子中还可看到笔画是灵动的，横有仰抑，竖每多变，撇捺缓急；结构上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或收或缩；分布则重纵行，不拘横行。从整体上言，在静穆中见气韵，显生机。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灶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小编注：难道是真的么...oh，no）。
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
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小编注：这块儿石头也不知道在哪儿了...）。
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
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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